書摘：童年記憶與求學之路

　　書名：《閑來筆潭》 作者：吳官正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3年4月

　　【注：人民出版社已授權大眾網讀書頻道對本書進行連載，禁止其它媒體轉載！如需轉載，請聯系人民出版社。】 

　　【作者簡介】吳官正，男，漢族，1938年8月出生，江西余干人，1962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8年4月參加工作，清華大學動力系熱工測量及自動控制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歷，工程師。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等職務。 

　　【內容簡介】本書收錄了吳官正同志離開領導崗位后創作的隨筆、散文、雜記、小說、對談等文學作品及部分畫作。既有青少年時代的生動回憶、工作后的難忘經歷以及退后所思所悟等寫實之作，又有寄實于虛、寄虛于實、虛實結合的虛構篇章。讀來或使人感慨，或令人稱奇，或怡人心智，或催人奮進。 

　　（一）

　　我的家鄉是江西余干縣，古稱干越，秦朝時置縣，迄今已有2200多年歷史。余干在鄱陽湖的南岸，也算是個魚米之鄉。宋代詩人王十朋有一首詩：“干越亭前晚風起，吹入鄱湖三百里。晚來一雨洗新秋，身在江東圖畫里。”寫的就是余干的風光。我家在烏泥村，歷史上歸石口鄉管。烏泥是個大村莊，有近千戶人家，幾千人口，村口有兩棵幾百年樹齡的蒼勁古樟，村前的互惠河蜿蜒穿行，古樸的民居坐落在樹叢之中，是一個典型的江南村莊。

　　1938年農歷八月二十五日約下午3點，我出生了。父母都不識字，我上邊有兩個姐姐。一個男孩的降生，給這個貧困之家帶來了欣喜。

　　在我出生前，因村里一戶惡霸家的人把臟水潑到我祖母身上，叔叔來水一氣之下動了手。那家知道我叔是一個不要命的人，就惡人先告狀，上縣城打官司，告我叔打人。結果判我叔賠他家18擔谷子，否則就坐牢。萬般無奈，我叔就去賣壯丁，賣了18擔谷子，頂人去當兵。我出生后，父母請來水叔叔給我取個名字，他想了一下不無感慨地說：“本來是我有理，到頭來卻輸了官司，我看就叫‘官正’吧。”不久，叔叔隨部隊開往湖南衡陽，不到半月，不幸染上霍亂死了。消息傳到家里，祖母悲痛欲絕，日夜哭泣，時間一長，眼睛也失明了。在“文革”中，有人攻擊我，要我改名字。我說，你們不了解，這是我叔叔取的，“官”是家里吃“官司”輸了，“正”是兄弟一輩的輩分，沒有想當官的意思。又有誰知道，這個名字來源于一樁痛心疾首的往事！

　　當時爺爺奶奶、我們一家，還有大叔一家、細叔都擠在一幢很小的三間瓦房里。由于貧困拮據，三世同堂難以維持，終于分了家。這房由爺爺奶奶和細叔住，我家和大叔家搬了出去。大叔家到外村借人家的茅屋住，我家借了親戚的一間半破屋住。后來妹妹又出生了，全家六口擠在一張舊床上。

　　當時，家里生活非常苦，常常吃了上頓難保下頓，一年到頭常喝稀菜飯，最可憐的是父母和姐妹。因我是男孩，母親對我特別關愛，每到晚上都給我一個紅薯吃。夏季雷雨交加時，母親怕房子倒塌，就把我往床底下塞：“你快進去，要是房子倒了砸了你，我們家就斷根了。”那種特殊照顧令我終生難忘。有一次，在床底下趴著時，突然發現墻角盤著一條蛇，把我嚇得要死，趕快往外跑，外面大雨傾盆，雷電交加，我成了驚呆的“落湯雞”。至今一想到那條蛇，還有些毛骨悚然。

　　我大概5歲時，一有錢鄰居家的兒子結婚，一個小孩端著飯碗，在草地上摔倒了，把飯和碗里的粉蒸肉撒在地上。母親等人家走遠后，把地上的肉撿起往我嘴里塞，那味道真好，感到從來沒有吃過這么好吃的肉，接著母親又把草上的飯也抓起來給我吃了。

　　更讓我難忘的是，有一年倒了圩，家里全淹了，日子異常艱難。把谷打碎，與糠米一起加菜煮了吃，外加一碗沒放油的咸菜，吃過飯后，胃里常常像刀割一樣難受。后來米沒有了，只能吃糠拌菜，兩天拉不出大便。父母著急，讓我蹲著，母親用筷子從我屁眼掏大便，有時還要用水灌沖。后來，父親買了一些麻油要我喝下，同時多喝水，才慢慢把糠屎拉掉。真是不堪回首啊！

　　江西的冬天陰冷陰冷的，鄱陽湖邊更是常常寒風四起。家里窮得買不起衣服，整個冬天，只穿一條舊褲，沒有襪子，幾乎整天蜷在被窩里，特別是晚上起來小便，經常凍得牙齒咯咯響。

　　（二）

　　8歲時，父母送我去讀私塾，大概用了幾個月，很快就把識字的三本書學完了。先生要我背《千家詩》，后來又要背《綱鑒》，我識字背書常受先生夸獎。對《千家詩》和《綱鑒》，那時雖會背誦，但不解其意。

　　9歲那年，家里實在窮得沒法，只好中止學業，直到解放。1950年秋天，我常趁著拾豬糞的時候，到村里小學教室旁曬太陽。老師在里面教，我隔窗認真地聽和記。放學時，為了顯示一下，我故意大聲背誦老師教的內容。一個胖老師，后來知道是詹洪欽老師，聽到后問我：“你叫什么名字？讀過書嗎？怎么不來上學啊？”我回答說：“讀過一年私塾，已經忘了一大半，家里窮，沒錢上學。”他說：“你家連幾升米也沒有？”我聽后，默然離開學校回了家。

　　幾天后我要求去上學。父母說，真供不起，你就種田吧！我不死心。又過了一天，我“偷”了家里幾升米，用一條舊褲子扎著，背著父母，一溜煙跑到學校去報到。學校管事的人用秤稱，問：“還多出五兩半，怎么辦？”我說：“那就給我幾分錢吧。”第二天，我出門時母親問：“你到哪兒去？”我回答：“上學去。”母親說：“沒有錢啊，你怎么讀？”我小聲說：“我有辦法。”

　　到了學校，老師看我已過12歲，問上幾年級，我想了一下，就說，“上四年級”。上課時，語文課本里許多字不認識，算術更沒學過，跟不上老師講課的進度。經過努力，勉強上了五年級。五年級開始要寫作文，我不會，常抄同學的。算術學得還可以，歷史、地理記不住。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五年級下學期，才慢慢地補過來，能跟上學習進度了，有的課學得也不差。

　　兒時我也有些調皮。有一次歷史考試中有一個填空題：宋代哪個奸臣害死哪位民族英雄？我搜腸刮肚都想不起來，心想老師什么題目不出，偏出個我記不住的，那我就寫你的名字。于是，我就填上“某某”害死了岳飛。老師非常生氣，給我打了零分，說：“你太不像話了，我是奸臣秦檜？”我回答說：“我記錯了。”他更生氣了，說：“你詭辯，不老實。”我小聲嘟囔：“就算這道題做錯了，也應該給90分吧，其他都做對了啊！”老師一點兒也不讓步：“你污辱我，不這樣，你改不了。”現在想起這事真后悔。

　　記得在六年級，我與一個同學打架，受到譚校長的嚴厲批評，罰我們到井里提水并抬回來，還說什么時候我們和好了，就不用再去抬水。我們倆往井邊走，我說：“今后我們莫打架，好嗎？我們回去，不抬水給他們吃。”這位同學說：“好。”我們倆抬著空桶回來，譚校長一看很生氣，說：“你們真壞，帶一桶水總可以吧？”我說：“你不是說什么時間和好了，就不用抬嗎？我們走到井邊就和好了。”其他老師聽了哈哈大笑，我還覺得很得意呢！

　　我7歲就開始放牛、鋤草、犁地、耙地、割禾、車水，除扛禾斛、水車外，幾乎所有農活都會干。上學后，星期天和寒暑假都要幫父親干農活。9歲那年，在殿嘴上耙田時，不小心摔倒了，腳被耙齒割得鮮血直流，痛得死去活來。有個好心人把煙絲往洗凈的傷口上撒，用布包上。記得躺了好久，才忍住了痛，幾乎是爬回家的。母親看了，直流眼淚。

　　1952年年底，我小學畢業。在家勞動了半年，1953年夏，烏泥小學18人參加初中升學考試，我和村里另外兩位同學考取了。為籌學費，我四處撿豬糞、拾瓜子，備錢上學，有時也到學校去看看書。

　　解放時，我家評的成分是貧農。土改時本來分給兩間地主家的房子，父母考慮到我的五爺爺因參加革命在琵琶洲被國民黨殺害了，擔心變天遭報復，商量后要了祠堂的牛欄，把牛糞、雜物打掃干凈就搬去住了。這個牛欄約十米長、三米寬，還有個小偏房，大概六七平方米。小偏房的南墻和東墻是用拆了的舊船板釘起來的板壁，很難看，板縫大小不一，大的可以伸進拳頭。最別扭的是，我家偏房出口的東邊不到一米，就是鄰居家的廁所，而偏房是我家做飯和吃飯的地方。每當我們吃早飯時，他就來拉屎，實在臭不可聞。幾經交涉，鄰家就是不遷走廁所，找村干部，也不管。有一天，父親忍無可忍，要拿砍柴刀去拼命。母親拽著他，大聲喊我進去。我拉著父親，哭著說：“你怎么這樣糊涂，殺了人要抵命的，家里就你這一個勞動力，以后我們怎么過？你下決心送我讀書，我們家總有出頭的日子！”父親軟了下來，說：“舊社會受人欺侮，解放了還這樣，日子怎么過？”這個臭廁所直到我上大學后，也不知什么原因，才遷到了離我家十多米遠的南邊。到我從清華大學研究生畢業參加工作后，用落實政策補發的六百多元錢，把這舊房拆除，在前面蓋了三間平房，總算了卻父母的心愿，弟弟找對象時才有了一幢磚瓦房。

　　住在牛欄里，被許多人瞧不起，使我最傷心的是一位親戚對我母親說：我的親戚都住好房，就你家還住狗跳得過的破房。母親說：我們沒有本事，有什么辦法？她接著說：那你兒子還讀書呢！母親默默承受著。我回來后，母親哭著對我說：太欺負人了，人窮鹽缽里都長蛆，你要好好讀書，為媽爭口氣。我聽后，也哭了。

　　（三）

　　1953年夏，我考取了余干中學，很高興。上學前去村里開介紹信，村會計寫道：吳官正家貧農，生活比較困難。我說，你能不能寫生活很困難。我家六口人，吃飯靠父親一個勞力，還要供養爺爺奶奶，經常缺吃少穿，這還不能說生活很困難？這個會計卻死活不肯，把我攆走了。

　　余干中學在縣城，離我家有十多公里路。它的前身是1923年創立的“玉亭初級中學”，新中國成立后與其他兩所學校合并，成為余干中學，當時只有初中。我帶著一床破舊被子、一個木臉盆來到余干中學。學校看了村里的介紹信，給我評了丁等助學金，每個月3��6元。由于助學金少，不夠繳伙食費，讀了不到兩個月，一個周末，學校公布停我的伙食。我餓著肚子與同村的同學吳振芳往家里走，深夜才到家。我對父母說：“學校停我的伙食了，你們能否給我一點兒錢？”母親說：“哪有錢？明天我到李家渡集上去賣些紅薯再說。”第二天，母親提了一籃紅薯，帶著我去趕集，結果只賣了三角七分錢。我拿著錢往學校走，到了鐘山嶺腳下，餓得實在難受，用五分錢買了一碗米湯圓吃。到學校把剩下的三角錢交了伙食費。我想，這書看來是讀不下去了，于是找到班主任張泗安老師說：“張老師，我家沒錢，實在讀不下去了，我想過兩天休學回家。”張老師說：“你村里的介紹信說你家生活‘比較困難’，所以給你丁等助學金。有的同學開的介紹信是‘很困難’，就給甲等，‘困難’給乙等或丙等。”我介紹家里的情況后，張老師說：“啊，這么個情況！我向學校領導反映反映。”第三天，張老師找到我說：“學校決定給你丙等助學金，一個月5��4元，每月伙食6元，不夠的你家想辦法吧！要不，星期六你就回家去，星期天晚上再趕回來，這樣也能讀下去。聽同學說，你很窮，家里幾乎什么都沒有。現在快12月了，你還只穿一條單褲，襪子也沒有，手像雞爪子。你讀書用功，堅持下去吧！”聽了老師的話，我難過得掉了淚，真是既溫暖又心酸啊！

　　1954年發大水，家里的田地和房屋全都淹了，一無所有。這個學還能上嗎？可我太想讀書了，決心堅持讀下去。母親看我態度堅決，就說：“你把我和你姐姐、妹妹的首飾拿去，到親戚家抵押，請他們給10元錢讓你去上學。”說著母親、姐姐、妹妹都大哭起來，我很傷心。母親實在不想把這些多年積存的寶貝拿走，但為了我上學，別無他法，只好硬著心拿到親戚家去換錢。結果把情況說了，人家還是不同意，我只好哭著回家。不記得村里誰出了個主意，說村里開個介紹信，拿這些東西到縣里可以換錢，于是我要父親駕船送我到縣城去。漲水時的鄱陽湖煙波浩淼，風急浪高，小船在洪水中掙扎。在湖邊長大的我，雖然經常走水路，在顛簸的小船上仍然感到害怕，但盼著能繼續上學的那一絲希望鼓勵著我，恐懼已不算什么，只愿小船快快駛向岸邊。皇天不負苦心人，那些首飾在縣銀行賣了十元四角錢，總算交上了學費。在親戚家抵押不成這件事，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世事滄桑，人情紙薄，一想起來就“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那一年學校也進了水，只好改在糧食倉庫上課。水退后，又搬回學校。也許是差點兒失學的原因，我不知哪里來的那股勁，學習動力十足，學得也很輕松。不僅完成了當時的學習進度，還擠時間自學數理化，到初二下學期，初中的數理化全部學完。在老師的幫助下，這年我也評上了乙等助學金。

　　記得初二下學期的一天，聶瓊老師上代數課，我在書上給她畫像，不知什么時候她悄悄走到我身邊：“吳官正，你干什么？你畫誰呀？”當她看到畫像邊上寫的“聶老師”三個字，很氣憤地說：“我就長得這么難看？”我強辯道：“老師，是你長得不像我畫的。”聶老師更生氣了，怒氣沖沖地說：“混蛋，到黑板前來，回答幾個提問。”她出了幾個題目，我都做出來了。看難不倒我，又出了一個初三的題目，同學在下面叫起來：“老師，這個還沒學。”但我也做對了。聶老師消了氣，說：“你懂也不要驕傲，你是班長，上課要認真聽講。”我說：“對不起，我錯了。”以后，有的同學亂畫人頭像，也在旁邊寫上“吳官正長得不像我畫的”，我也從不計較。

　　讀初中時，糧食很緊張，學校食堂早餐都是稀飯。一大桶稀飯，每人分三小碗，剩下的每天輪一個組吃。有時太稀，一個人吃五六碗，上課不到四十分鐘，同學們提著褲子往外跑，邊跑邊叫：“要爆炸了！要爆炸了！”有的同學還編了順口溜：稀飯稀，照見眉毛照見須，三碗吃下去，個個成了餓死鬼。

　　到了初三，我學習更主動，成績也更好了。1956年6月10日，我還加入了共青團。快畢業時，張泗安老師三番五次給我做工作，要我報考高中，可我一直不同意，說：“家里太困難了，上師范不要錢。”張老師說：“你自學能力強，今后會有發展前途，還是上高中好。”先后談了好多次，我都沒松口。后來，劉周度副校長找我說：“吳官正同學，我們考慮你有很大潛力，國家需要人才，學校已報請上饒專區教育局同意，保送你到鄱陽中學上高中，你班上就保送你一人。”我說：“我家實在太困難了，如果已經定了，請學校給鄱陽中學說好，每年給甲等助學金，不然我確實不能去。”他沉默了一下說：“這個，你放心。”

　　這樣，我就借來高中一年級的數理化和語文書，開始自學。有時遇到困難，放一放，跳過去往前學，再返回來又懂了，并把課本上的練習都做了。這年暑假兩個月都在家自學。1956年的暑天干旱炎熱，田里禾苗半枯焦，父母去車水抗旱，我不去。爺爺罵道：“人家一個兒子都去抗旱，你們兩個兒子，都這么大，還不去幫幫忙，看你父母都累成猴子精了。”我頂他：“你的父親和你不是年年抗旱嗎？怎么還這么窮？我不去，我要看書，我決不跟你們一樣！”爺爺沒辦法，說：“懶東西，沒良心。”我一方面感到爺爺說得對，父母可憐；另一方面我看到了自己的自學能力，看到了今后的希望。我努力學習，抓緊時間記，抓緊時間領會，抓緊時間做練習。到鄱陽中學上學時，高中一年級的全部課程我都自學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