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官正夫人撰文回憶吳官正點滴往事

　　

　　

　　　畫作《良官賦》痛斥贓官

　　　　畫作題詩：

　　　　良官罵臟官

　　　　我穿此袍十多年，業精于勤苦當甜，

　　　　你無點墨靠送錢，編織關系濫用權，

　　　　貪污受賄骨頭賤，常說假話上下騙，

　　　　道德敗壞天人怨，判刑坐牢退民田。

　　吳官正畫作《夢里涂鴉》關注霧霾天

　　　　畫作題詩：

　　　　夢里涂鴉畫烏鴉，兩只張口爭說話，

　　　　高聲嚎叫霧霾大，空氣質量這么差，

　　　　產生原因要徹查，禍害頭子應捉拿，

　　　　失職干部得撤下，否則每天還要罵。

　　　　書名：《閑來筆潭》 作者：吳官正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3年4月

　　　　【注：人民社已授權大眾網讀書頻道對本書進行連載，禁止其它媒體轉載！如需轉載，請聯系人民出版社。】

　　　　【作者簡介】吳官正，男，漢族，1938年8月出生，江西余干人，1962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8年4月參加工作，清華大學動力系熱工測量及自動控制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歷，工程師。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等職務。

　　　　【內容簡介】本書收錄了吳官正同志離開領導崗位后創作的隨筆、散文、雜記、小說、對談等文學作品及部分畫作。既有青少年時代的生動回憶、工作后的難忘經歷以及退后所思所悟等寫實之作，又有寄實于虛、寄虛于實、虛實結合的虛構篇章。讀來或使人感慨，或令人稱奇，或怡人心智，或催人奮進。

● 吳官正母親說：“官正在北京，靠著毛主席，還會凍了他？” 

● 1983年3月，吳官正擔任武漢市市長。上班騎自行車，早上花一毛五分錢在沿江小攤上買一碗熱干面吃。

● 十六大召開前，有一天吳官正告訴我，中央主要領導找他談話，問他個人有什么想法？

　　相 伴 五 十 年

　　張錦裳

　　老吳退出領導崗位后，我勸他寫點回憶錄，他一直不同意。因為許多事要談到他本人，所以不愿寫。正如馬克思的女兒愛琳娜說的，“一切人最難描寫的正是自己”。后來我勸他，寫點回憶的東西，讓孩子們知道你是怎么走過來的，對他們的成長有好處。在我再三催促下，他斷斷續續寫了一些。我看了之后，也想了一些事，覺得有必要作點補充。

　　1956年，我考取鄱陽中學。8月底開學，到學校簽到后，與同學張淑文到街上買生活用品。回來的路上，看到許多人圍在一起聊天，其中一個是張淑文的小學同學，喊我們過去。進了人群，看到一個黑黑、瘦瘦的男同學正在滔滔不絕地講故事、講笑話，大家都站著聽，不時被逗得哈哈大笑。由于我們還有事要做，站了一會兒，便離開了。我問，這個人怎么這么能講？有個女同學說：“我們是初中同學，他是班長，別看他又黑又瘦，可會讀書啦。”這是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我被分配到高一乙班，第二天上課，看到他也進了這個教室，老師點名時，才知道他叫吳官正。

　　高中三年，證實了那位同學的話，他的成績非常好。那時老師上課經常會發一張小紙條，或是檢驗前幾天授課內容吸收得怎么樣，或者考查當天的學習內容接受得如何。他除了唱歌不行（考樂理還可以），其他課程不管小考、中考、大考、期中、期末考試，總是考得最好。老師改卷子，常常首先把他的卷子挑出來，打上滿分，然后對著他的答案改。有一次，他的數學卷子一處小數點點錯了位置，應該扣一分，老師沒有看出來，同學發現了，向老師提出，才改了過來。這是因為他極少出錯，連老師都形成了這樣的習慣性認識。有一天，一個同學因一道幾何題做不出來，正好數學老師進來了，就坐下來為這位同學解答，大家都圍上去聽。過了好一會兒，老師還沒有做出來，急得滿頭大汗，臉漲得通紅，有點下不了臺。我聽到有人輕輕地說，吳官正你來講講，他不出聲。又等了一會兒，他看老師仍然沒有做出來，就在旁邊提醒說：“老師，能不能從這里添一條輔助線到那里？”老師連聲說：“對，對，對！”然后按這個思路給同學們解了題。

　　一看就知道他家里非常困難，冬天只穿一條褲子，從沒見他穿過襪子，夏天上身總是一件藍色褂子。因為他就這一件，洗了只能光著脊背，老師知道他家里就這個條件，也不批評他。當時學校要求著裝整潔，全校就他一個人有這個“特權”。冬天上課，我穿著棉襖還凍得直哆嗦，他穿著單衣還能聚精會神地聽課。下課時，為了取暖，同學們互相追逐，打打鬧鬧，我性格外向，有次在課桌上跳來跳去，吳官正見了說我像個瘋子。我認為他太兇，開始對他印象并不怎么樣。

　　班主任薛老師對我非常好。我到鄱陽中學報到不久，她就對我說，以后晚上自習就到她的宿舍去。后來才知道，薛老師在簽到時看我的字寫得可以，就比較喜歡我。她讓我去她宿舍，是讓我給她當“擋箭牌”。她失戀了，可能是周圍同事沒有她中意的，有男同事來找，她就把手帕扎在頭上，躺到床上裝病，讓我去開門，同事看我在宿舍，不太方便，只好回去。薛老師平時總帶著我，對我比較“特殊”，同學們包括吳官正對我也比較“關注”。上高二時，有一次上化學課，老師要我到黑板上做題，給我打了五分，下課后，吳官正向我要化學作業本。我很納悶，心想你學習那么好，要我的作業本干什么？后來，我發現他還給我的作業本里夾著一張紙條，上面寫了一首詩……

　　高三上半學期，吳官正的父母得了傷寒，他回家探望。由于家里太窮，一家五口人擠在一張床上，他染上了副傷寒。回校后發作了，高燒不退，學校醫務室治不了，轉到鄱陽縣人民醫院，沒有藥，燒退不了，在校長的請求下，縣委書記批了18顆氯霉素，救了他的命。燒退后，出院回到學校宿舍調養。他給了黃善龍同學一角二分錢，讓他幫忙買包子。我陪薛老師去宿舍探望他，遇到黃善龍。黃善龍把錢塞給我，讓我替他去買。我心想，一角二分能買幾個包子？就添了一些錢，買了十個包子讓黃善龍帶給他。吳官正吃了包子，胡說一通：“包子圓又圓，一個二分錢；包子甜又香，買了個張錦裳。”鬧得全班同學都知道了。

　　買包子的事傳開后，一個同年級不同班的女同學找到我問，聽說你和吳官正在談戀愛？我說沒有。她說，你可不要跟他談，他媽媽還在生小孩，家里住的是牛欄，窮得叮當響，連一個像樣的凳子都沒有，你會苦一輩子的。我當時并不知道她講這話的用意，后來才知道，他們兩家相距只有八里路，她曾經到他家去過一次，看到鍋是半邊鍋，凳子是麻子凳，就有些心灰意冷了。畢業后，她聽說官正考上了清華、我和他結了婚，又來過官正家一次，發了一通脾氣，抱怨著離開了他家。

　　吳官正見班主任對我很好，就向班主任透露了我們之間的一些事。班主任問我，我不承認。高中三年轉眼就過去了，很快到了1959年夏天，我們都參加了高考。官正高考時發高燒，校醫給他打了退燒針，才堅持考下來。當別人問他考得怎么樣？他說，估計第一志愿可以考取吧。大家聽了都很吃驚。高考填志愿，他聽了老師的勸告，填了清華，我怕他考不上，和張淑文同學去勸他，要他報個一般的學校，今后有飯吃就行了。他說，那是他的愿望，考不上就種田。一個多月之后，他真的收到了清華大學的錄取通知書，跑到縣城來告訴我，我以為是在做夢。鄱陽中學是江西最好的高中之一，但考取清華大學的學生也是極少的。

　　他怕我不放心，提出結婚，我同意了。我們結婚只有兩床高中讀書時蓋過的舊被子，張淑文送了一對枕頭套，就住在牛欄里，床是破船板拼的，上面還有很多釘子。與他結婚，我家里人既高興又擔憂：一方面他學習刻苦，人又聰明，將來肯定有前途；另一方面他脾氣不好，而且還要等六年時間，不知他會不會變。

　　暑假結束，他就去清華上學。我們到鄱陽中學去與老師告別，沒想到楊副校長要他到財務科領20元錢，上饒教育局給考上大學的學生總共撥了50元路費，給了他五分之二。我的哥哥給了20元，他叔叔給了一些錢，他的姐夫和妹夫也湊了一點兒。聽說北方的冬天非常寒冷，我把一件自己的舊棉襖給他帶走。

　　他走后不久，我就去田畈街中學教書。公公用扁擔挑了一床被子，一個小箱子，送我去報到。到了鄱陽，本來打算在親戚家住一晚。不料，女主人一見到我們，就趕緊往屋里躲；男主人說，我這里住不得。我趕忙說：“爸爸，我們走。”當時已是黃昏，我們只好來到一家旅社門口，坐在那里等待天亮。沒想到遇到了高二時輟學的同學黃沐貞，她雖然很窮，還是請我到她家吃了飯，硬把我留了一天。離開時，我送了一些咸魚給她。說也巧，在鄱陽縣城的大街上，又遇到一位姓施的同學，他說田畈街中學離我家有上百里，最好能回余干教書。然后他到郵局給余干教育局打電話，問要不要老師，教育局當即答復同意接收，這樣我就調頭返回余干，被分配到三塘中學教書，免受了許多奔波之苦。

　　到了三塘中學，發現只有我一個女老師，年齡也最小。我每月只有26元錢工資，還要贍養公婆、承擔家里的日常開銷。第二年大兒子出生，增加了新的生活壓力，只能節衣縮食。我夏天舍不得買蚊帳，冬天晚上就用鹽水罐子裝熱水放在腳下取暖；每月買些米，靠公公、婆婆捎來的咸蘿卜、咸腌菜、咸魚下飯。由于缺乏維生素，嘴巴長了瘡，腳常爛，鼻翼兩旁常脫皮，紅紅的。由于營養不良，有時候感到天旋地轉，眼前好像有各種顏色的東西飛來飛去。朱國治老師兩次勸我：“你要吃點新鮮菜，注意身體。”過了段時間又對我說：“你這樣下去，身體會垮掉的……”我說：“謝謝你的好意，每家都有難念的經，目前我家的情況只允許我這樣，以后不要再提了，不然我心里很難受。”有一次吳官正回來，校長找他談話，說：“你要關心張錦裳老師的飲食，這樣下去她身體撐不住的。”從那以后，吳官正再不允許我寄錢給他，寄過去他就退回來。

　　我對穿衣服也不講究，當然也沒條件講究。當時發的布票，全交給了婆婆。有一天上課，我在板書的時候，學生們在下面笑。我轉過身來問：“你們笑什么？”學生們說：“你看你的背。”原來我褂子破了。有一次，我從學校回到娘家，遇到小學同學來找我玩，媽媽看到我穿得太差，傷心得掉眼淚，從妹妹黃裳身上脫了件衣服給我穿上，才讓我出去。

　　吳官正在清華上學時，也給我買過一些東西。先是給我買了一雙皮鞋，可惜他不知道我穿多大號的，小得穿不上。后來，又托人給我捎回一塊布，料子很漂亮，我也很喜歡。當時江西余干農村，一般人家每年只有春節和端午節才請裁縫到家做兩次衣服。我想讓裁縫用這塊布給我做一件褂子，師傅量了量尺寸，開玩笑說，這點兒布只夠做條短褲。有一個姓張的同學到北京出差，去看了官正，回來后告訴我說，北京很冷，趕快給他做幾件衣服。我向婆婆要布票，她問：“是給你買還是給官正買？”我說：“怎么啦？”她沒作思考就說：“給你買，就拿去，給官正買，就不用了。”我吃驚地問：“為什么？”她說：“官正在北京，靠著毛主席，還會凍了他？”我只好從娘家要了布票，買了一套絨衣給他寄去。這個同學第二次去北京出差，回來時官正托他給我捎了一套衣服。他回來后對我說，自己現在談了一個女朋友，希望我把這套衣服借給他。我非常為難，但同學開了口，還是給了他。

　　1960年，大兒子出生。因為是第一胎，好幾個小時才生下來。當時身邊只有兩個女學生陪著我。孩子剛滿月，我便把小孩留在家里，自己返回三塘中學教書，在路上正好遇上傾盆大雨，身子被雨水澆透了，從此落下了風濕病，經常腰痛、腳痛。1964年，二兒子在烏泥老家出生，接生員從地里趕回來就接生，農村條件差，沒有消毒的酒精，剪刀也是生銹的，孩子生下來得了破傷風。我哥哥挑著孩子趕到縣城，正好我的同學在那里當護士，趕緊給孩子打了針，才保住了他的命。

　　那時官正兩年才回來一次，我既盼他回家團聚，又為他往返的路費發愁。有一天，我正端著罐子吃飯，工友送來了他寫的信，說是暑假不回來了。我看后先是有些悵然，又感到一陣輕松，心想上次他回來時借的錢還沒有還清，這次不用再借錢了。可是沒過幾天，突然有人給我捎信，說吳官正已經到家了。我當時一下愣住了，學校規定教師借錢一次只能借工資的10%，老師都放假了，去哪里借錢呢？只好待在學校。校長知道了，特批借給我五十塊錢，救了燃眉之急。

　　那時每位教職工要負責為學校種一小塊菜地。一年秋天，我把菜地里的老白菜拔掉，準備再種上其他菜。有個領導給我穿小鞋，說老白菜的菜籽是留作種子用的，我這么做是破壞生產。這樣我就被下放到小學教書。又過了不到一年，中小學的老師全部下放，讓工人、廚師和清潔工教書。下放期間，我在吳官正家鄉種了兩年多田，做飯、紡花、織布、做鞋、喂豬，樣樣都干。剛開始挑著擔子過獨木橋，嚇得直哆嗦。這段時間的農村勞動增加了我對農民群眾的了解，加深了與他們的感情。

　　落實政策后，到烏泥學校任教。我盡全力解除官正的后顧之憂，婆婆生病，我忙著請醫生、買藥、端屎倒尿，悉心照顧；支持他弟弟上學，幫他弟弟買衣服和一些日用品，后來又張羅著給他弟弟找媳婦，添置了一房子新家具，將弟媳婦娶進門。我覺得丈夫不在家這就是我的責任。我的房間里只是一張破船板拼的床和一個透明的塑料袋。

　　我對吳官正非常信任。在三塘中學的時候，有一個同學帶著小孩來玩。她跟我說：“我好可憐，丈夫上大學不要我了。而且他只是上的一般大學，吳官正上的還是全國最有名的。我現在一無所有，你要吸取我的教訓，不要寄錢給他了。”我說：“吳官正在北京讀書正需要錢用，我不能不寄錢去。他本質很好，非常負責任，我很相信他，他不會變心的。”有一次，烏泥大隊的干部講吳官正要與張錦裳離婚，他的堂兄吳火正聽到后跑到學校告訴了我。我見他言之鑿鑿，就讓他寫信給吳官正，問是怎么回事。就在等待回信這段時間，同事、工友議論紛紛，我也有些六神無主，上課走神，站在講臺上發愣。后來，校長找我談話說：“根本沒有這回事，你不要聽他們瞎說。”我婆婆知道了也說：“我兒子不是那樣的人，絕不會做缺德的事，你放心。”官正收到堂兄的信，就把信交給了組織，組織上專門給我回了一封信，說吳官正是個好同志，一心撲在學習和工作上，讓我不要聽信謠言，保重身體，安心工作；組織上還給公社黨委寫了信，請公社領導幫助做我的工作。暑假吳官正從學校回來，有的鄉親們認為他是回來離婚的，還有人說，我們商量好了，兩個兒子，一人一個，兩只箱子，一人一只。為了澄清這件事，他拉著我到大街上走了一圈。我告訴他：“人家都說咱們要離婚，連縣委書記都這么說。”他說：“你怎么能輕信別人的話，黨和人民是希望我們好，不希望我們分開，我不會做對不起你的事。”

　　他清華大學畢業前，在上海實習，與同學們一起攻克了一些難題，加上品學兼優，學校給他發了金質獎章。黨組織曾動員他考研究生，他考慮到家庭困難，沒有報考，后來學校黨委打電報到上海，要他回校參加研究生補考。考試完，他回到老家說不想再繼續讀了，我勸他堅持下去，說：“家里的事你不要考慮，我來頂著。”他又讀了三年研究生。畢業后，上海的一個研究所要他去工作，他說：“上海人才多，不容易帶家屬進去。”組織上又讓他去北方某單位，他怕我和孩子們吃不慣雜糧，提出去武漢，那里離家鄉也比較近。他到武漢報到，提出去工廠，并說工廠離市區遠一些、工廠大一些更好，可以不受干擾干工作，也會有比較好一些的科研條件。就這樣，他去了武漢葛店化工廠，那是一個有幾千人的大化工廠，方圓有幾公里。

　　他工作十分賣力，技術也好。平時在工廠里轉，沒有故障時，就坐下來看書、設計、做實驗，晚上常在值班室睡覺，一旦新上的技術系統出現故障，就立刻趕過去。有一次，氯化聚醚車間一臺近萬個元件的測溫設備出現故障，技術人員和工人處理不了，一天未找到原因，到晚上只好請吳官正來。他問了一下情況，考慮了一會兒，接通電源，很快找到了原因，使設備正常運轉，車間恢復了生產。葛店化工廠的職工說，吳官正的腦子轉得快，就像掛在墻上的算盤。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在寢室和工作間看書、設計、做實驗，給工人同志傳授技術。與蔣伯雄等同志一起搞了近二十個項目，其中有幾個項目達到全國同類企業先進水平。

　　1974年7月的一天，校長找到我說：“張老師，組織上調你去武漢，去年調令就來了，你教物理，咱們缺物理老師，沒有人接替你，就沒有告訴你，今年學校已接收一名大學生教這門課，你可以走了。”想到十五年的兩地分居生活即將結束，我非常高興。調我的事，他沒有向組織提出申請，是武漢市委的決定，他也是后來才知道的。

　　搬家前，最大的麻煩是孩子的戶口問題。我們當時沒有經驗，給大兒子、二兒子隨爺爺奶奶上了農村戶口，只有三兒子跟著我上了城市戶口。遷戶口時，大隊、糧食局、縣里的領導都不同意兩個兒子轉為城市戶口。我說：“我們夫妻倆都是城市戶口，孩子戶口應該可以改過來吧！”工作人員說，落什么戶口就是什么戶口，不能再改了。我只好給吳官正寫信。他回來后，我們一起步行到余干縣城辦戶口，找了烏泥村一個在縣城工作的干部，他也說幫不上忙。因為假期快結束了，我們只好帶著二兒子、三兒子先去了武漢。

　　到了葛店化工廠，吳官正就把我們三人托給了他的同事，自己馬上搭車返回市里去落戶口。到了公安局，民警看他穿一身舊工作服，口音很重，問他哪里來？干什么？他說：我從江西來，上戶口。工作人員看有兩個孩子是農村戶口，說要改戶口可不行，除非有上級領導講話。他老實說，上邊沒有人說話。工作人員又瞟了一眼介紹信，忽然問，你就是葛店化工廠的吳官正？他回答“是”。工作人員連忙請他坐下，把我和三個孩子的戶口都上了。原來，因為吳官正技術和工作出色，市委領導有過交代，要把吳官正家屬遷移的事辦好。

　　他回來高興地說，戶口辦下來了，全家人高興得不得了。這事雖然花費了很多精力和口舌，我們也理解工作人員的難處，因為當時戶口遷移的規定很嚴格，改戶口和遷戶口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我們在離工廠幾里遠的農村租了一間房，屋里很簡單，一張床、一個灶、一張桌子，吃住都在里面。因為回來接我們，耽誤了幾天工作，官正上班后不分晝夜，連續工作了三天三夜，全身浮腫。廠里的書記鄭仲衡強行把他送了回來，命令他睡覺、休息，對我說：“小張，你要把小吳看好。”

　　我分到葛店化工廠子弟學校教書，二兒子上子弟學校，小兒子上幼兒園。因為舍不得用電，家里點的燈泡光線昏暗，影響了孩子的視力。我們吃不起水果，武漢有個同學是工程師，請我們到他家做客，端上來蘋果，我看他愛人把皮削成長長的一條，至今印象還很深刻。

　　有一次，小兒子生病，吳官正又去市里開會，不在家。我把孩子帶到葛店化工廠醫院，因為缺錢，只住了幾天院，還沒有治好，我們就把孩子帶回了家。還有一次，二兒子在學校被樓上扔下的拖把砸中了頭，鮮血直冒。我當時正在上課，得知后立刻把孩子送到廠醫院，縫了好多針。因為我暈血，送到醫院后，我也昏倒了。

　　1975年4月，湖北省委決定破格提拔吳官正任武漢市科委副主任。離開葛店化工廠時，買了兩張床，帶了兩把竹椅和一個塑料袋。又過了一段時間，我攢了一點兒糧票，用糧票換了兩把藤椅。有人說，你怎么能用糧票換？我說，實在沒有錢，怎么辦呢？糧票是攢的又不是偷的。現在，這兩把藤椅還在江西。

　　1983年3月，吳官正擔任武漢市市長。上班騎自行車，早上花一毛五分錢在沿江小攤上買一碗熱干面吃，穿的也很普通，經常穿的就是那身工作服。他常住辦公室，中午在市政府食堂吃飯也排隊，有時開會接待客人或工作晚了，沒有趕上飯，就餓肚子。有人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我，說他負擔很重，壓力大，營養不夠，這樣下去身體吃不消。我做了一些他喜歡吃的菜，讓秘書帶到辦公室，他怕影響不好，怕我耽誤工作，沒有吃，也不許家里再送飯。一直到現在，他三餐飯都很簡單，走了三個省，后來又到中央工作，出差調研，一直要求吃工作餐。

　　剛到葛店化工廠，我沒有什么像樣的衣服，也穿葛店化工廠的工作服。后來，買了縫紉機，我就自己買布做衣服，冬天準備夏天的，夏天準備冬天的。他調武漢市科委后，我也調江岸區北京路小學教書，孩子也轉了學。我送小兒子上市委幼兒園，老師見了我們都有些吃驚，沒想到市科委副主任的家屬會穿得這么寒酸。他當了市長，家里的條件有了一些改善，但由于我們雙方的經濟負擔都比較重，生活仍然很艱苦。我下班后常到菜市場去買扒堆的菜，有時買上幾十斤，曬干做咸菜。整幢樓幾十家，就我們一家曬菜，而且晾在陽臺上的被子、衣服破舊，連小偷都不愿光顧。

　　當時商品短缺，什么東西都定量供應，一人每月二兩油，五人正好一斤，平時舍不得用，節約下來一罐子油，準備過年給孩子炸東西吃。他愛整潔，對孩子要求嚴格，看書學習要求坐得端端正正，每天晚上十點鐘休息前，必須把書桌收拾得整整齊齊。每次他外出考察，孩子們都高興得跳起來，說：“解放啰！可以睡個好覺了。”有一次，他沒有通知我們突然從國外回來，到了家里，一看家里不太干凈，拿起拖把就去拖地，把我攢的一罐油撞倒了，我心痛得不得了。

　　他對自己和家人要求很嚴，在葛店化工廠，本來可以分三室一廳的房子，他只要二室一廳的，還是頂層。當市長前，64平方米的房子，住了他的爸爸、我的媽媽、我們倆和三個小孩，共七口人。大約在1985年，市委辦公室要我們去市委小院看了一幢房子，面積很大，也很漂亮。但我們考慮到家里沒有什么東西，這么大的房子水電費很貴，特別是那里離我的單位比較遠，乘公共汽車上下班，路上時間太長，沒時間做飯，就放棄了這幢房子，一直住在天津路。七口人擠在一小套房子里面，上面一拖地，下面就像下雨，有時不知如何為好。老吳說：“莫做聲，上面拖完了不就過去了嗎？”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87年搬家到江西。

　　他當市長時，有一次，行政處長送來四五條小鯽魚。我要給錢，他說是發的。我把魚養在水盆里，官正回來發現了，大發雷霆，把我和行政處長狠狠地訓了一頓。

　　他從不準我和孩子用他的車，順路捎一段也不肯，也沒有帶我們出去玩過。有一年忘了過什么節日，我們發了中山公園的游園票，官正也到那里去參加活動。我們一起下樓后，他坐車走了，我帶著孩子步行好幾里路去公園。1986年5月，有一天半夜，大兒媳婦的爸爸打電話，說兒媳快要生了，要我找一輛車，送她到醫院。我人生地不熟，又是晚上，到哪里去找車呢？提出用一次他的車，開始他不同意，我說：“去晚了，要出人命的，要不我交錢。”他才同意了。

　　有一次，他的叔叔來武漢找他給兒子安排工作。因為上清華時這個叔叔給過他錢，官正一直十分感激，但是吳官正還是講：“我做不到。”叔叔傷心地哭了。叔叔的兒子后來留在武漢做臨時工，一直沒有找到正式工作。

　　大兒子結婚，因為家里沒有錢，又沒有房子，只能住在岳父家里。有一次不知怎么在岳父家鬧別扭，就把東西搬到我家樓下，并對他爸爸說，我不愿再住別人家里，你是市長，給我找不到一間房子？官正只能做他的工作，動員他搬回去住。以后到了江西，二兒子結婚，官正專門給兒媳婦父親的老領導寫了一封信，要求他幫助做二兒媳父母的工作，不要請客、不要收紅包，請務必支持。三兒子結婚，是兒媳的父母把她送到家里的，正好是春節，放了幾串鞭炮，一起吃了一頓飯，僅此而已。

　　官正確實脾氣不好，但在武漢當市長時，他當面挨過別人五次罵，物價改革時最多一天接五六十個罵他的電話，也沒有見他發脾氣，但能夠感覺到他壓力很大。記得有一天傍晚，我正在洗衣服，有人來敲門，官正去開門，看見外邊站著一個耳朵上夾著煙卷的人，很不客氣地說：“我找市長，武漢的服務態度不好，商場、火車站、輪船碼頭都很差。”官正客氣地說：“我沒做好工作，明天就研究設法整改。”那人走了以后，他在陽臺上踱來踱去，思考怎么抓服務，一直到深夜。第二天，天剛蒙蒙亮，他就穿著舊軍棉大衣出去了。后來聽他說，在碼頭有一個挑著擔子的人問他：“這是不是第十五碼頭的檢票口？”他就帶著那個人，拿著票詢問工作人員。幾個服務人員態度都很差，把他罵了一通，還拿著檢票的剪刀在他臉前揮舞，他很生氣，決心要狠抓服務態度。第二天，《長江日報》報道了這件事，管理該碼頭的長航領導要嚴厲處分那幾個工作人員，吳官正知道后，寫信給長航領導，說自己當市長的也有責任，對服務人員主要是加強教育，不要處分他們。他對我說：“我挨罵知道難受，許多來武漢的旅客花錢買氣受，這一定要改，否則對城市形象和發展影響太大。”我覺得他說得有道理。

　　還有一次，他到市場去了解商品價格狀況，售貨員嫌他煩，不答理他。正好有個顧客買了一斤鹽，要求包一下，服務員不理睬，他上前幫那人說話，服務員又推說沒有紙，官正指著服務員身后說，那里有廢報紙，服務員嫌他多管閑事，又訓了他幾句。剛好有一個干部來買東西，認出了他，說：“吳市長，您怎么在這里？”服務員才知道罵了市長。

　　有一段日子很緊張。有一家人在鐵路旁邊修了一幢房子，是違章建筑，要拆除，這家人不同意。去拆房子的同志就說：“這是吳市長的決定，為了火車站運行安全，這房子務必今日拆除。”其實這事他根本不知道。這家人兄弟好幾個，聲稱要殺了我們全家。公安局將他們兄弟的照片發給了我家所住單元的每一住戶，并要我和孩子躲在家里，不要去上班、上學。有一天，他們幾兄弟真的上了二樓，二層住戶認出了他們，對他們說，吳市長早就搬走了。那幾個人找不到我們，又聽說吳官正在北京開會，就追到北京去，幸好下火車后被北京的警察發現帶走了。

　　在武漢有兩次照相印象很深刻。一次是從烏泥搬到武漢，上了戶口以后，他高興得一口氣跑回來，我們全家照了兩張相片，算是慶賀。他調到市科委任副主任，周末我帶著孩子們去市里看他，又一起照了幾張相。當時孩子們衣服破舊，他把自己的外套脫下來，給他們穿上照相。

　　1986年秋，他調到江西當省長后，我在武漢準備搬家。白天上班，晚上整理衣物。因為是回江西老家，熟人多，為了顧面子，用節約下來的錢添置了衣柜、電冰箱和電視機，家里才有了一些像樣的東西。武漢到南昌路途遙遠，當時路況很差，趕到南昌的濱江賓館，天已經黑了。官正不讓在賓館就餐，叫我們回家自己做飯。家里什么都沒有，我只好又到商店去買鍋碗瓢盆。摸黑到車里搬東西時，把縫紉機都壓壞了。

　　我隨調江西后被分到南昌市直屬機關工委工作，每天坐公共汽車去上班，到得比較早，打開水、掃地、擦桌子，與同事們相處融洽。在擔任工委領導期間，想方設法為干部職工解決了一些實際困難，大家的積極性提高了，單位活力增強了。

　　他到江西后，連續三年在贛南過春節，要求贛南借鑒廣東、福建的經驗，進行改革開放試驗，并建議賦予省一級經濟管理權限。贛州地委、行署開拓能力強，工作力度大，經濟開始活起來，群眾也得到了實惠。

　　他對家屬和身邊的工作人員要求很嚴，達到了苛刻的程度。平時不能在外面亂交朋友，不能在外面吃飯。每到地市檢查工作，都交代身邊的工作人員不能買便宜商品，不能收人家的東西，吃了飯要交錢。出差回家，沒帶過任何東西。返回省城之前，總要司機將車后備箱打開，看一看有沒有裝什么東西，還問秘書交了飯錢沒有。在江西時，有一次司機告訴我，有人把一斤茶葉放進車里，讓他們在路上喝，官正知道后，將司機訓了一頓，把茶葉退了回去。還有一次，到一家筷子廠視察，臨走時，廠里拿了四扎筷子（一扎十雙）給秘書，秘書不敢收。那人說，又不是什么值錢東西，怕什么？秘書實在推辭不了，把筷子放進了包里，官正在遠處看見了，快步走過去問秘書：“你拿了什么東西？趕快送回去。”秘書挨了一頓狠批。官正有兩個中學時的同學，趁他到北京開會，找到省政府一位副秘書長，說自己是省長的同學，要求調到省政府工作。官正回來后知道了，對秘書長說：我的親戚、同學都不要到省政府辦公廳來工作，請做好他們的工作，務必今天退回，否則找你負責。

　　在江西的時候，正省級干部家里幾乎都裝了空調，但官正一直不準我們家里裝。一天，一個省委領導帶了空調和工人來到家里，說要裝空調，我說：“官正不讓裝。”那位領導說：“別管他，就說我說的，裝！”這才裝了空調。因天氣熱，小兒子到我房間打地鋪，我們睡著了，官正就把空調關了，又把我們熱醒了。

　　有一次我闌尾炎發作，官正叫警衛員把我送到醫院，先住八個人一間的病房。手術后按慣例搬進一個小觀察室。醫院的副院長是我的同學，第三天，他來到觀察室，告訴我說，省長打電話囑咐，不能因為誰是他的家屬，就給予特殊照顧。

　　他搞調查研究，不希望下邊事先有準備，擔心弄虛作假，往往事先不打招呼，走在路上，突然提出去看一個地方。有一次去一個地級市考察，在半路上提出去某煙廠看看，進去一看，廠里亂七八糟，地上到處都是煙，浪費很嚴重。他叫來廠長，要求盡快拿出解決方案，限時整頓好，晚上要安排人員值班，有負責人帶班。他走后，煙廠以為沒事了，根本沒任何行動。誰知他半夜帶著秘書又回到煙廠檢查，一看值班人員在睡覺，沒有一點兒整改的跡象，就發脾氣把廠長叫來訓斥：“你到底能不能做事？不行就換人。”把廠長急得直冒汗，這個廠長從此吸取教訓，工作有了起色。

　　他出身貧寒，對群眾的疾苦感同身受。走到哪里都很重視信訪，強調能解決的問題一定要盡可能解決。他多次對接待人員說，群眾上訪是對我們的信任，是我們沒有把工作做好，你敢保證自己的后代今后不上訪？在山東時，我們住在南郊賓館職工宿舍，每天早晨散步，多次看到有人跑過來，遞上訪信喊冤，他總是讓警衛員收下材料，責成有關部門調查處理。有一次，他在門口看到一個人提著一個包，以為是來上訪的，就主動問人家，是不是有什么問題要反映，那人說沒有，把我們都逗樂了。

　　他是從小學讀到研究生畢業的一個窮學生，對困難學生非常同情、格外關心。一到江西上任，他就對教委的負責人講，一定要幫助困難學生渡過難關，決不允許一個貧困大學生因經濟原因輟學。他多次把自己的稿費寄給困難學生，2007年我們回江西，到永新縣時，有一對年輕夫婦來看望，其中一個就是他曾經資助過的學生。

　　1997年春，官正從北京開完“兩會”，剛回到江西三天，中組部就打來電話，說有事找他，讓他馬上去北京。他當時正在主持省委會議，當晚沒有火車、飛機，只好第二天一早趕到北京。回來后才知道中央要調他到山東任職。他請了五天假，帶著全家到烏泥、余干、鄱陽去告別。他對親屬說：“對不起，沒為你們做任何事，請諒解。”要我給部分親屬送了些錢和禮物。三天后，就匆匆趕到山東上任去了。

　　他的工作擔子重，壓力大，家里的事過問不多，孩子們的事也很少管。他離開江西時，對我們講了三句話：第一，我走了，你們好好過老百姓的生活；第二，不要去找人，更不要去找領導辦什么事；第三，好好工作，遵紀守法。他走后，我們確實遇到了一些困難，都盡可能自己克服。

　　他一到山東就一邊工作一邊調研，吃飯還是過去的老習慣，坐下來就吃，有時還沒等熱菜端上桌，吃點涼菜就走人。陪同的領導有的還沒來得及吃飯，只能餓著肚子，以后他的這些習慣傳開了，吃飯時陪同的同志也就不匯報工作了。2000年膠東干旱缺水，他到煙臺、威海調研，連續幾天舍不得洗澡、洗衣服。

　　他在南郊賓館職工宿舍樓要了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水泥地板，采光較差，我們在那里住了將近六年。從江西到山東上任，他帶著鍋碗瓢盆，準備自己開伙做飯。剛開始他水土不服，對煙過敏，加上工作辛苦，頭發掉了不少。后來我辭職到山東照顧他，家離菜市場較遠，我幾天買一次菜，提不動的時候就坐在路邊休息，下雨時一手提菜，一手打傘。極少有人到家里來，過年過節也是如此。我做完家務，閑著沒事，就在家里唱唱卡拉OK，有時候打打太極拳。

　　出現緊急情況，他總是深入一線，靠前指揮。記得有一次撫河漲大水時，他帶領干部在堤上搶險，洪水離堤頂只有幾十公分，走在堤上都有晃動的感覺。有的同志勸他回去，擔心危險，他說：“我心里有數，洪峰很快會過去，要死我先死。”他一直從下游往上游走，走了十幾公里，水開始退了，大家很高興，總算挺過來了，不用分洪了。有次鄱陽湖洪水泛濫，他還乘著汽艇，冒著風浪，靠前指揮。陪同的領導和工作人員都捏了一把汗。有一次江西有個地市發生火災，他當時正在養病，半夜聽到報告，立即趕去現場指揮滅火。還有一次，一個地方的幾個武警戰士，偷了步槍、沖鋒槍，逃到青島，躲在居民房里。官正到公安廳指揮中心，了解情況，商量處理辦法，請他們的父母與他們通電話，做思想工作。他囑托有關部門，建議對帶頭作案的一定要依法懲治，其他幾個要依法從輕，因為他們都還是孩子。

　　2002年年底，他到中紀委工作。他對我和孩子說：我當中紀委書記，是中央對我的信任，你們要一如既往嚴格要求自己。有一年，中直機關號召節約用電，他要求家里盡量少用電器，讓秘書到家里把一個冰箱的電源都斷了。他很愛惜衣服，十多年的衣服還穿在身上，孩子給他買衣服總被批評。我給他買衣服有時也先不告訴他，在箱子里放一段時間再取出來。他從來沒有與我去商場買過東西，除了每月理發用幾塊錢之外，基本不用錢。

　　有一次，他生病住院，急著要出院去出差，兒子請秘書向中紀委機關報告。中紀委有個領導聽說他住院了，來醫院探望。領導走了之后，他問是誰講出去的，然后把秘書批評了一頓。我說：“是我讓秘書給中紀委報告的，讓你休息是醫生的意見，你應該采納。”

　　十六大召開前，有一天他告訴我，中央主要領導找他談話，問他個人有什么想法？他說已很滿足，感謝中央多年來的培養、教育、信任和重用。領導要他談具體點，他說：“要么留在山東再干兩年書記，要么到全國人大安排個副職。”領導又問：“就這么多？”他回答：“就這么多。”我說，要是我的話，就回答服從組織安排。他說，不能那么講，會讓領導感覺有個人要求。十七大召開前，有一天他對我說，要從領導崗位退下來。我聽后一愣，隨即問了一句，他以為我不理解，說自己是解放后參加工作的，已經快六十九歲了，現在不退什么時候退？我們需要年輕的同志到重要崗位上鍛煉接班，這么大的國家，不能出問題。他退下來之后，從未到原來的單位去過，也從未過問原單位的工作。

　　不少人問過我，老吳為什么會有今天的成績。我說從大處講，是黨的培養、人民的哺育、同志的支持。說到個人原因，我認為，他很小的時候就立志走一條不同于爺爺奶奶、爸爸媽媽的人生道路。他小時候家里太窮，生活太艱辛，受過壓迫和欺侮，一心想改變那種狀況，只能發奮讀書。這是他立志求學的最初動力。為了實現自己的志向和抱負，他不但要讀書，還要考取全國最好的大學。其實，他小學階段只讀了三年，十二歲直接上小學四年級，跳了那么多級，還能一步一步趕上來，因成績優秀被保送鄱陽高中，是真盡了力、吃了苦的。他有好的天賦又能嚴格要求自己，有很強的毅力和恒心，常十分認真地對我說，窮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缺德，最可怕的是自己。我覺得，這是值得孩子們學習的地方。

　　他年輕的時候就被提拔到重要崗位，很珍惜組織的信任，對自己嚴格要求，近乎苛刻。長期在崗位上拼命工作，干任何事都一絲不茍，刻苦勤奮已經成為一種習慣。退下來后仍然每天很早起來看書、做筆記，有時也寫一些東西。最近他花了許多時間看馬克思傳和回憶馬克思的文章，感觸很深。他說，認認真真讀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及回憶文章之后，感到在偉人面前自己十分渺小，對許多問題還只是一知半解。

　　他總是感念組織對他的關懷，常說是黨和政府救了他的命，教育了他，培養了他，共產黨是他的大恩人。可以看出，他對黨和人民赤膽忠心，對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對改革開放信念堅定。我認為他是一個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

　　我和老吳一起走過了五十多年，對他的學習和工作全力支持。我有時也在親情、友情和原則之間左右為難，最后總是按他的要求站到了原則一邊。我對他那么嚴格要求也是理解的。老吳常與我講，雖然我們吃了不少苦，但這也是一筆財富。我覺得，正是因為老吳年輕時吃了許多苦，他才有今天！我們的生活只是一個特殊發展階段的縮影，和我們一樣甚至比我們過得更難、更苦的也大有人在。如今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民豐衣足食，教育、醫療條件也有很大改善，今天的生活來之不易。我長期從事教育工作，改革開放的歷程也是一本大教科書。我在改革開放中受了教育，也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這么多年來，無論是教書、下放勞動還是在機關工作，有無數的人關心過我、幫助過我、支持過我，沒有他們，也不會有我的今天。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

　　回憶這些東西不是要留下什么，而是希望后人了解我們過去曾經有過的那段艱難經歷，從而能夠關心和理解群眾的疾苦，更加珍惜現在，更好地向前看。希望他們在任何時候都忠于黨、忠于人民，絕不忘本，多做一些有益于國家、社會和人民的事。這是我的愿望，也是老吳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