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家:宏大敘事與從零起步 家族傳承為信念留下余地

　　《家世》（點擊閱讀精彩內容）

　　文章摘自《家世》 

　　出版社：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作者：余世存 

　　寫了那么多名門望族，經常會想到自己的家族。那感慨確實千端萬緒。父母亡故多年，哥哥姐姐也多漸步入退休的年齡，侄子侄女們都參加了工作，很快，侄孫也將出生，我到了做爺爺的時候。時間分秒不耽誤地向前，在我自己還任性的心智活動里，世事已經重新調整了秩序。

　　想到我的家人，心里就有一種愧疚感。不用流行的“海靈格家庭系統排列”辦法，就可以知道我的愧疚感來自何處。我從家庭中汲取了太多的資源，成就了自己，苦了家人。我的特異，跟家人的平凡普通形成了反差。甚至我一度把父母的死多少都歸咎在自己頭上，而時時警醒自己，我在代他們活著。四五年前，到四川樂山過春節，一個眉山的年輕人聽說我到了當地，一定要請我過訪眉山，他帶我到蘇東坡紀念館參觀，他和導游跟我說起當地的一句話：眉山出三蘇，草木為之枯。這話讓我驚悚不安。難道天地之精華真的可以鐘毓到人那里，使草木都失去了色澤光鮮？那么一家人中的特異之人是否也奪了親人們的一些才華、精神和命運？

　　當我看著兄長，甚至看著侄子而無能為力時，我心里就會泛起自責。我覺得我要為他們的坎坷、苦難和窮窘負責，為他們的某種無明承擔一份罪性。當然，他們的樸素、清白、自足等等特點也是我驕傲的；他們跟我一樣無愧于人欲橫流的時代社會，無愧于活著。跟他們交流，跟他們分享人生和靈性的“福音”，以使他們從容自信地看待自己和周圍，一直是我的夢想。

　　(一) 

　　我的家鄉隨州算得上是衰落一兩千年之久的國土。有論者認為，隨州在秦漢之前的上古和三代，至少有過三次文化浪潮，第一次以上古時期的炎帝神農文化為標志，第二次以春秋早期華夏第一哲人季梁的思想為標志，第三次以春秋末期曾國的青銅文化為標志。以現在的史料看，炎帝神農文化是我國農耕文明最堅實的奠基者；至于青銅向黑鐵時代過渡，隨州展示了青銅文化的豐碑和最后的輝煌也可圈可點。

　　漢東諸國，唯隨州大。隨州確實為華夏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太多的貢獻，只是后來人囿于“時勢權力”，看重孔孟之齊魯，老莊之荊楚，三晉文化，關中文化，吳越文化……隨州作為華夏文化的先行者和奠基者，反而長期被埋沒了。中國文化史研究及其亞文化地區研究，如果離開隨州，大概是非常不完整的。

　　我也是近年才恍然家鄉的了得，也才猜想過家鄉給中國文化留下的遺憾。隨州文化在兩千年前遇到一次千載難逢的機緣，它被賦予了解答“諸侯國家競爭出路”的任務，即亞文化板塊或地區小國有何作為。當是時，秦一類的虎狼之國尚未登上競爭的舞臺，楚國剛剛有新興的氣象，國際秩序仍是周天子主導下的朝貢國家體系，但地區競爭已經有了苗頭。季梁似乎跟鄭莊公們一樣看到了楚國不可阻擋的崛起，隨國完全失去了拱衛大周的能力。既然不能擔當屏衛中原的角色，那隨國將面臨何種命運？在這樣的背景里隨國何去何從？季梁的辦法就是后來人總結的，親民善治，以及得道多助一類的結盟政治，進一步，就是謀求中立的國際地位。

　　這都是當代的話語。事實確實，隨國處南北要沖，在朝貢解體，諸侯兼并加劇之時，華夏文化回歸以霸以力發言的叢林時代，隨國既不能保衛大周，只能做了王霸爭勝的橋梁。但如歐洲的經驗可知，叢林社會，不僅只出產虎狼、羔羊，也出產牛馬、大象。隨國的千載難逢，就是它可以做大象，或做歐洲的瑞士、北歐等國家一類的和平鴿，在問鼎中原的千年舞臺上示范一種和平而有創造性的生存。這個歷史任務一旦完成，我們的文化中將會增富難以估量的活力。

　　遺憾的是，隨國雖然為華夏貢獻了第一哲人，它的國君卻只顧玩樂和雕蟲小技，在鐵器露頭之際，他們還在花大力氣青銅上玩出花樣。這種惰性命中注定。史料證實，隨國幾乎始終沒有確立自己的文化主體性。隨州先民在春秋時代早期的文化選擇是向北拒南，或者說，是親周疏楚，其文化構架中以周文化因素居多。這種向北拒南的文化心態，在其方言中留有“痕跡”。隨州本來地處南國但其人民卻稱南方人為“蠻子”，“蠻”的含義就是沒有文化。隨國晚期的文化選擇是去北歸南，疏周親楚。在隨州民間流傳這樣一句話：寧愿向南走一年，不愿向北走一天。

　　沒有主體性的文化無論如何繁榮一時，它都會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文明史上退出競爭舞臺，甚至消失，成為新的文化沙漠。這就是千年間的隨州無論如何盛衰相循，再難以跟炎帝神農時代、季梁時代相比的原因。當然，從我現在的同情之理解，隨州曾經的輝煌和難能完成歷史給予的機會，都跟它的地緣特性有關。它是丘陵地帶，自然資源并不得天獨厚，隨棗走廊狹窄，缺乏縱深，自足不易，守己不易，因此一旦度過創造性的小農文明早期，它就只能跟隨大陸中國的強勢文化了。

　　隨州文化的惰性是根深蒂固的。我在總結人生經驗時，也經常為自己的懶散無可奈何。因此，在考證隨字的源頭時，我認定隨字是隨喜之象。農耕文化天然有祖先祭祀土地崇拜，先民剁肉祭祀，把肉撒到地上，有人隨喜隨祭，隨字跟墮、惰等剁音字相通，即是一例。名者命也，隨字命名的地區文化也因此有了惰性、依附性，耍賴，隨州人愛說“懶鬼上身”。漢東諸國中，賴國跟隨國為鄰，其地盤在今天隨州的東北，懶和惰正是“一家人”。至于有人把隨字猜想成月光下男孩子追逐少女之義，那是作家的想象。

　　隨州文化還有一個特點，實在，難有出位之思。我自己的缺乏幽默感，就認為是地域文化使然，好像我們隨州人都是天生老實的。春秋時代，楚國攻打隨國，隨國國君大為不解：“我無罪。”楚王的回答是：“我，蠻夷人也。”如此開戰了。當年讀史，看我們隨國一國之主都這樣笨實，禁不住大笑。

　　對一個古老地方的解讀總讓人驚嘆先人的視野和胸懷，我自己猜想家鄉的名字：南是云夢澤，北靠厲山、烈山，山具雷象，澤雷相疊正是隨卦。我們也確實多呈老實的隨性。如果這一猜想不錯，那么古人的時空觀及命名力量匪夷所思。而澤雷之象之所以取名隨卦，是因為澤雷之象的日子在火雷噬嗑的日子之后，后者是吃喝、交易、起糾紛之象，因此會有人調解，花錢消災，拿出肉菜來請客祭祀，有人隨喜隨祭。如此正是隨字。

　　我在今年春節期間懷念家鄉，寫下若干微博，向人介紹隨州文化的悠久。

　　關于上古中國的“拼圖”正趨于完整。伏羲氏發現了八卦，將先天八卦演成先天64卦，進而演成《連山易》者，大概是炎帝神農氏。這些部落時代的天才們，在千百年的觀察、測算中，積累起天文氣象知識。有人說，炎帝神農部落作易是在隨州完成的，隨州是連山易的誕生地。這類“拼圖”只是猜想，卻很有意思。

　　空間屬性演進成人文概念，最經典的莫過于東西。當然，南北沒能如此是一遺憾，但資本主義的南方模式多失敗，南方幾乎是政治學中失敗的象征。高高在上的高也是一例子。高枕無憂不是枕頭高，而是位置高。上古人生存以高地為安全，睡覺就成了“睡高高”，隨州人愛說，睡了一高嗑睡，睡了幾高嗑睡。

　　方言里藏有遠古的秘密。隨州人把衣服口袋叫“統卦”，口袋最初的作用是把卦簽等統裝起來。隨州人經常講“卜”，把碗卜到桌子上……連山易在上古時候是大家都耳熟能詳的卜算工具。只是幾根草棍而已，跟進入野地求生的現代人或特種兵的裝備沒法比，但先民以此卜算時間、方位和自己的命運，足夠了。

　　方言多是時間中的經典名實變形后的產物。想起家鄉話，夸一個人能干，搞得好易索；鼓勵自己，凡事做易索點兒。“易索”追溯到兩三千年前，因為易經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能讀者極少，“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只有二三子涉獵的易索后來成了大家所寶稱的方言。

　　家鄉話頻率最高的習語在外人面前多難啟齒，這個話就是“騷”字。從三代、屈原的《離騷》到南北朝《辨騷》和《文選》中的“騷”類，騷是我先民情思表達的形式，騷是歌曲也是思想。后來它被降為貶義，指作下流。但我們牢牢地守住了它的情感極致的表達，我們愛說，這事騷好，那人騷造孽……

　　隨州人還有一句話，不識哲。這個人不識哲。每次聽到鄉親說這話，無論是農村老漢，還是城里少年，說誰誰不識哲時，都會讓我想起老子的箴言：“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圣人被褐而懷玉。”《詩經》：“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世人之誤會和不能交流，使我們只能謹守本分而已：我只知道自己一無所知。

　　由重、黎來“絕地天通”大概是我華人文明史上第一次防火墻運動。從此以后，普通人失去了與天地溝通的權利和能力，他們不能探求知識，只能被給予。隨州人的方言中，灶房、廚房被稱為“重屋”，是對上古掌管火的祝融氏（重、黎）的紀念。一年到頭，人們都難跟老天溝通，只好求灶王爺去跟老天說點兒好話。

　　我們從哪里來？我們是誰？我們到哪里去？……方言或說從空間的邊緣地帶是尋找答案的途徑之一。在這個日益同質化的世界上沉浮，我們會忘記這些本體性問題。隨州還殘存的方言中，把孩子叫娃子（甚至貓狗都稱做娃子），把外婆叫“家家（gaga）”，把女人叫“女將”，大概是要人牢記曾從母系社會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