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剛剛結束，戰勝國主流的觀點是把同盟國排斥在國際組織之外，包括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另一方面，各國有識之士逐漸注重通過國際組織的協商與對話來維護世界和平，非政府國際組織的數量在迅速增長，到1920年是增加到214個，1930年又增至375個。政府間組織雖然在1920年減至9個，但到1930年又增加到31個。國際組織的核心是國際聯盟，雖然二戰使國聯破產，但國際聯盟附屬的國際勞工組織和衛生組織等在二戰之后都并入了新成立的聯合國，使得這些國際組織的發展得以持續。
在歷史學界，主張和解與合作的呼聲來自新大陸，代表人物是約翰·富蘭克林·詹姆森。自1905年起，他一直擔任卡耐基基金會歷史研究所的主任，同時任《美國歷史評論》雜志的編輯，他是計劃中的1918年圣彼得堡大會組委會的外國成員之一。該組委會的主席亞歷山大·拉波-達尼列夫斯基（ALappo- Danilevsiky）在俄國革命過程中餓死，戰局也使得這次大會泡湯。在戰爭還沒有結束的時候，詹姆森就表達了希望：德國人繼續加入國際史學大會的工作，參加既定的各國大使和部長目錄的編纂工作，參加1878年柏林會議的檔案整理工作。他說：“如果沒有德國人的合作，幾乎沒有什么國際性的歷史事業能夠順利完成。”1919年3月，他給兩位英國歷史學家普羅瑟羅和費爾斯寫信，希望再度召開史學大會。普羅瑟羅爵士時任英國皇家歷史學會主席，是參加巴黎和會的英國代表團成員，回復說現在開會不合時宜。費爾斯倒有意再度開會，但他表達了對同盟國的厭惡：“不論是史學大會還是其他聯合的事業，多數英國史學家都拒絕與德國或奧地利的歷史學家合作。未來20年內，史學大會只能由協約國和中立國的代表參加。”
當時美國史學會的負責人詹姆斯·肖特維爾教授作為參加巴黎和會的美國代表團成員正在歐洲，期間赴英國拜訪同行，同行的還有詹姆森的學生和助手利蘭。在1919年年底，詹姆森請肖特維爾接觸比利時著名歷史學家亨利·皮朗，詢問可否在1923年于布魯塞爾召開史學大會。皮朗很有興趣，但是表示與會者只限于戰勝國和中立國的代表。普羅瑟羅的意見也是如此。皮朗的意思是只在戰后的第一屆大會拒絕德國人參加，但未來會改變做法。簡單商定之后，比利時即著手辦會，且相當重視，皮朗任執行組委會主席，比利時國王任名譽主席。
到1922年，戰爭已經結束4年了，歷史學家中普世與聯合的思想壓倒了戰時的敵對心態，他們開始對比利時拒絕同盟國的做法不滿。這年12月，牛津和劍橋的一群歷史學家聯名寫了一封抗議信，云：“我們完全理解，如果比利時邀請德國人來到他們的國度，他們將會付出巨大的情感犧牲，但是，我們還是呼吁組委會提供最大限度的真正國際性的一次大會。我們確信，邁出這樣一步是歷史科學的真正利益所在。”簽名的人有恩斯特?巴克爾、喬治?克拉克、查爾斯?費爾斯、喬治?古奇，阿爾伯特?波拉德、哈羅德?田波烈、阿諾德?湯因比和喬治?屈威廉等世界知名學者，這也說明了，“化干戈為玉帛”的國際主義精神在歷史學界沒有泯滅，史學大會普世的火種還在繼續燃燒。詹姆森和利蘭唯恐英國人為此會缺席布魯塞爾大會，忙于從中斡旋，使事態不至于不可收拾。組委會還收到了大量來自意大利、瑞士和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的抗議信。
挪威史學家哈弗爾丹·科特和美國人想出了一個折衷方案。科特不但是杰出的歷史學家，還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他是挪威議員、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之一，也是諾貝爾獎顧問委員會的成員，1926年他當選第一屆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的主席，卸任之后做過挪威外長。作為資深政治家，科特與詹姆森、肖特維爾和利蘭拿出的方案是：下屆大會在英、美或一戰中立國召開，不再考慮法國和比利時；邀請德國參加。
最終，1923年的布魯塞爾大會成為一場“一戰勝利者的聚會”，到1928年奧斯陸大會時，真正的歷史學家的共同體才再次得以實現。
這屆大會得到了比利時國王的關懷，他自己對這次大會有著極大的興趣，不僅參加了開幕式，還接見了大多數參加會議的人員。組委會的主席是比利時首相，委員包括了外交大臣和科學藝術大臣。另外還有皇家學會、皇家歷史委員會以及布魯塞爾大學、根特大學、列日大學和魯汶大學的成員。執行主席是根特大學的亨利·皮朗，秘書長是布魯塞爾檔案館館長瑪雷茲，他們的杰出表現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贊賞。
布魯塞爾大會在1923年4月8日到15日召開，共23個國家的700多名學者參與了這次會議，包括了一些參與到一戰而現在是國聯成員的國家、在戰爭中保持中立的國家和美國的學者們。這其中，比利時人數為315人，法國為178人，大英帝國(包括爰爾蘭、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和印度)為140人，美國28人，意大利25人，荷蘭24人，波蘭22人，西班牙17人，瑞士16人，其他國家每個不足10人。大會進行超過350次報告。其中，法國 128次，比利時84次，大英帝國58次，波蘭17次，美國15次，意大利14次，荷蘭12次，西班牙10次，瑞士6次，希臘6次，其他國家不足5次。報告內容涵蓋了歷史研究的各個方面。整個大會的安排有條不紊，天氣也非常好，更重要的是，整個大會的精神是真正的科學化和國際化的，這也是亨利·皮朗對此最大的愿望。
整個大會一共包括了五次全體會議，國王、王后在王子的陪伴下出席了開幕式，同行的還有外交、財政、科學與文化大臣以及西班牙和意大利駐比利時的大使。
第一次會議于4月9日上午召開，選舉大會主席團，由比利時組委會提名。主席團成員除了比利時執委會的委員外，也包含了一些其他國家的代表：美國代表為哥倫比亞大學的詹姆森·肖特維爾教授，英國代表為曼徹斯特大學的陶特教授，法國代表為法蘭西學院的霍默爾教授，俄羅斯代表為在牛津大學任教的維諾格拉道夫教授，意大利是都靈大學的圣·桑克提斯，瑞士是日內瓦大學的德·克魯，波蘭是華沙大學的登賓斯基。
第二次全體會議在4月10日的下午召開，大會進行了四場報告。《法國歷史評論》雜志的編輯查爾斯·貝蒙特作了“哪一位英國國王最終放棄了法國國王頭銜”的報告。威廉·拉姆塞爵士作為爰丁堡大學的教授展示了安納托利亞人對于希臘文化的影響力。華沙大學的齊林斯基教授專注于特洛伊的語言對最初兩個世紀基督教的影響。德桑蒂斯教授則關注于馬其頓王國的腓力國王向阿波羅獻上自己戰利土地的行為。
第四次全體會議在4月13日下午召開，馮·戴克教授談到了一個在其著作中總結出來的歷史研究的概括和總結。威斯康辛大學的羅斯托夫采夫教授研究了羅馬帝國在三世紀遇到的文化和社會災難。卡蒙特教授介紹了希臘化時代的敘利亞情況，而卡帕特教授則介紹了比利時王后參觀圖坦卡蒙墳墓的情況。
第五次全體會議在10月15日的早晨，會議主要介紹了會議召開的成本等情況，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這個星期最為重要的會議。
沃爾多·利蘭認為：“組織一個如此龐大的系統有自身的缺陷，因為整場大會沒有一個設備可以讓大會的任何一個人聽到所有他可能感興趣的報告。雖然已經提前收到了344場報告的摘要，但是這在某種程度上增加了選擇的困難。另一個困難在于這些程序會不可避免地因為有人退出或者其他原因被改變，但即使這些變化會最終展示出來，還是有很多學者害怕不能被及時通知得到。”
亡羊補牢的是，組委會成功動用其資源，在短時間制作一個可以涵蓋程序、最終成員名單和報告摘要的文件。那些希望得到通知的讀者因此對委員會科學的工作表達了敬意。雖然許多報告被高度具體化，討論到了相當小的細節，但在歷史研究方法上視野宏大，這是大會成功之處的一大體現。
這次大會有兩點和以前的大會不同：一是國際歷史學家間的交流和聯合的熱情使得會議極具生機，二是在這種情緒的支配下，歷史學家們對于設立一個常設性的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逐漸達成共識。大會決定，布魯塞爾大會的組委會執行委員會在會后暫不解散，負責與各國史學會聯系，籌建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作為一個過渡性的組織，布魯塞爾執委會起到了國際歷史科學臨時委員會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