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來儒學變遷之大勢

　　——為第八屆世界儒學大會召開而作

　　鳳凰國學特約評論 王學典

　　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國文化歷來占據世界重要地位，素為世界各國所禮贊。近代以來，隨著中國屢遭侵略及國家地位的下降，在西方中心論的裹挾之下，中國文化在國際文化舞臺上日益淪落到“妾身未明”的境遇，甚至被視為不合時宜的糟粕，似乎應隨著現代文明的崛起而被埋葬。作為中國文明的主體，儒學的地位也在激進主義思潮的沖擊下隨著時代的忽左忽右而東倒西歪。一百多年來，儒學有過輝煌的時候，但更多的時候則是遭受各種奚落和指責。然而，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逐漸深入，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迅猛提升，在尋找中國崛起背后支撐因素的過程中，中國傳統文化所蘊含的現代性因素正在得到重新認識，尤其是作為中國文化主干的儒學，其體系化的倫理政治思想能夠教化人心改良社會，且能夠為全球治理提供新方案新路徑這一事實，也讓國家中樞機構以及其他層面刮目相看。儒學研究遂踏上新的行程，并進而影響到海內外既有儒學研究格局的大調整。

　　一、從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儒學研究氛圍的重大變遷

　　十八大以來，整個中國的精神氣候、文化氣候、學術氣候正在發生深刻變遷，整個輿論環境開始朝著“中國化”的方向被加以重構。造成這一變遷的主要動力，是中共中央審時度勢，開啟了從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的巨大轉變，在文化建設上推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設想、新舉措，探索出一條科學合理、前景光明的新道路，一個文化復興與文化建設的新局面正在出現。

　　文化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毫無疑問會涉及方方面面，但近年來最值得注意的是，整個社會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態度正經歷著一場前所未有的深刻調整。當代中國文化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革命文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三部分構成。前兩部分由于與主流意識形態密切相關，長期以來一直是文化建設的重中之重，唯有傳統文化的地位則處在漂浮游移狀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傳統文化幾乎成為“封建落后”的代名詞。包括在1949年之后一段時期內，傳統文化仍然備受輕蔑。這種局面從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到山東曲阜考察時開始根本改觀。

　　習近平在曲阜考察時指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繁榮發展為條件。”他對孔子儒學、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間的密切關系作了深入闡發。他強調，“孔子及儒家思想，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習近平到訪曲阜，是文化領域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甚至是一次重大的“撥亂反正”，傳統文化在意識形態中的應有地位從此開始恢復。

　　2014年5月4日習近平造訪北大時，同著名哲學家湯一介先生促膝交談，了解《儒藏》編纂情況，贊揚他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發展、創新作出的貢獻。在紀念五四運動之際，習近平與傳統文化研究的泰斗牽手交談，進一步透露出重視傳統文化的重要訊息。

　　2014年9月24日，習近平出席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式并發表講話，對孔子儒學的歷史意義與當代價值予以更明確的肯定。習近平指出：“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他強調，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科學對待民族傳統文化，始終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習近平的講話，打通了當代主流意識形態與中國傳統主流價值系統的壁壘和隔閡，把有五千年歷史的中國文化與當代文化貫通起來，把當代中國特別是改革開放的歷史文化根基奠定在有五千年之久的中國文化基礎上。這既是一場更高階段的文化中國化、本土化運動正式展開的標志，同時也是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思想文化領域占主流地位的“反傳統”傾向終結的標志。

　　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建設工程的重要意義和總體要求、主要內容、重點任務、組織實施和保障措施作了明確規定。這是執政黨和中央政府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專題闡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作。《意見》昭示著中華文化的全面復蘇和新生。《意見》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燦爛輝煌。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自此，傳統文化復興結束了民間自發的階段，開始進入政府主導的新時期。傳統文化的研究和傳播因而告別了那種群龍無首、自由無序、泥沙俱下乃至泡沫橫飛的狀態，走上秩序化軌道。

　　上層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如此高度重視絕非偶然，這鮮明體現了執政黨高度的文化自信。2014年以來，習近平不斷強調“文化自信”問題的重要性，強調“我們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從而將“三個自信”拓展為“四個自信”。歷史和現實均證明，只有堅定文化自信，才能有效抵消全盤西化的影響。一段時期以來，西方化、與西方全面接軌成為一些人的文化選擇，這一選擇的直接后果是導致了一種文化自卑情緒的蔓延，這一情緒悲觀地認為自身文化業已落伍，必將被外來文化所取代。這種觀念不僅對我們的文化建設不利，對我們整個社會建設也是一種阻礙。文化自信的提出，是十八大以來最為重大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事件，這意味著困擾中國近一百多年來的文化自卑情結終于走到了盡頭。

　　文化自信就是對自身文化的價值有信心，就是對自身文化生存演化的能力和前景有信心。外來文化的沖擊不但不會導致中華文化的消亡，反而會促成中華文化的新生。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提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藍圖。他要求“融通馬克思主義的資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資源”，其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被定位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十分寶貴、不可多得的資源”。哲學社會科學有無中國特色，歸根結底取決于能否在源遠流長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的基礎上，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

　　十八大以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意識形態中地位的上述變遷、變動和調整，為近年來儒學研究的大繁榮大發展提供了前提和保障，而近年來儒學研究在理論、思想、觀念上的一系列新突破新收獲，在若干專題研究和重大基礎文獻整理上所取得的重大進展，促使儒學研究在境內外的格局發生重大變動，大陸儒學研究隨之也呈現出若干新特點、新趨向。

　　二、儒學研究在境內外的格局正在發生深度調整

　　凡世界政治經濟發生結構性調整時，思想文化格局無不連帶發生同樣的結構性變動，一國政治經濟之崛起，一國學術亦將獲得更大的話語權。中國在快速發展三十年之后，重新回到世界中心，這一歷史性變遷必定會推動中國學術掀開新的篇章。近五年來的大量事實證明，儒學就處在這樣一個變化的過程當中，儒學研究在境內外的格局正在發生深度調整。

　　首先，儒學正在成為世界范圍內堪與自由主義相抗衡的重要思想流派。

　　當今世界，自由主義是一種影響最大的思潮。但近年來隨著全球性的經濟危機的蔓延，自由主義的理論體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現實挑戰。“民粹主義”在當今西方政壇的泛濫，尤其暴露了自由主義在社會整合上的困頓和無力。大批知識分子因而對自由主義的基本預設產生懷疑。多年來，杜維明先生一直站在儒家人文精神角度，嘗試同西方自由主義進行對話。在他看來，西方強調征服和利用的自然觀導致人與自然之間失和，環境危機與能源危機由此而生；自由主義的“原子個體”意識，則消解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紐帶與相互關懷，社會整合的基礎變得空前薄弱。杜維明認為，儒家人文主義大可以在自然觀和社會觀兩方面，對自由主義的盲點補弊糾偏。

　　杜維明先生憑借其深刻的思想創造與卓越的學術組織能力，為在國際學界弘揚儒家人文精神所做出的貢獻迄今無人能及，但盡管如此，當時卻并未能形成與杜先生的愿望和努力相匹配的應有局面。究其原委，這既是因為儒家文化的母體——中國大陸的綜合國力長期低迷，無力支撐自己的傳統文化打入國際思想市場，也是因為日益崛起的中國尚未向世界宣示自己的文化自覺。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大陸的思想格局與文化結構做出了重大調整。在經歷了三十余年的民間儒學復興熱潮的基礎上，決策者明確將儒學接納為治國理政的重要思想資源，將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上升為國家戰略。如此一來，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領域的巨大影響，便迅即轉化為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國際威望，儒學因此更加廣泛地吸引了國際學界有識之士的目光。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加拿大籍政治學者貝淡寧適時推出了他的《賢能政治》一書，成功引起了世人的極大關注，甚至可以說造成了少有的轟動。貝淡寧認為，學界應該正視中國式賢能政治，因為這是傳統中國用來衡量政治進步與否的主流標準。在貝淡寧看來，賢能政治更適合像中國這樣的大型社會，而經過現代轉型之后，它完全可以通過透明的磋商、審議、基層選舉等制度措施兼收并蓄西方民主制度的優長。相形之下，“一人一票”的選舉民主制則有可能將缺乏政治經驗或美德的人送上權力寶座，從而違背選賢與能的基本訴求。實際上，像貝淡寧這樣的西方學者早已熟知自由主義的困境，只是苦于找不到反擊的突破口。如今，挾中國經濟、政治、文化之威望而盛贊中國式賢能政治之優長，正是其在西方學界內部對自由主義反戈一擊的最佳時機。

　　與此同時，美國學者安樂哲則試圖深入到文化與哲學層面，提供替代自由主義的中國思想選項，他認為當代西方必須進行“超越自由主義”的“第二次啟蒙”。正是基于近年來的儒學發展勢頭，安樂哲認為，在未來一二十年內，這個世界將出現一種新的文化秩序，儒學的地位將上升到前一代人無法想象的高度。換言之，“我們的時代正在經歷一個文化巨變，孔子和儒學將成為世界性哲學，并在世界哲學之林占據重要地位”。

　　杜維明、安樂哲、貝淡寧的工作凸顯了儒學在處理當今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時的活力和智慧，但不得不指出，在與自由主義的對話中，代表儒家出陣的皆是海外儒學圈的著名學者，中國大陸學者在此對話中基本處于缺席狀態，這或者是由于他們缺乏與西方自由主義對話的意識，或者是由于他們仍未走出對方自由主義的迷信，總之情形并不令人滿意。我們希望，隨著儒學與自由主義對話的規模越來越大，能有更多的大陸學者加入到這一行列中來。

　　其次，中國大陸正在真正成為世界儒學研究的中心。

　　近幾年來，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人們蜂擁海外研究儒學相比，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現象正在出現，這就是全世界頂尖儒學研究專家紛紛應聘來中國大陸工作。

　　過去相當長一個時期，在中國大陸儒學研究被認為是意識形態的負面因素，是中國文化的負資產，因而儒學研究長期處于停滯狀態，這種狀態在文革時期登峰造極。正常的學術研究都不能開展，談何中心？！中國大陸自覺退出了世界儒學研究中心的競爭。一段時間以來，造成這一局面的因素早已不復存在，近五年儒學的價值則被國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儒學研究已經基本“脫敏”，完全“合法”，甚至更符合中國當下的“政治正確”。國家對儒學正面價值的肯定，為儒學的發展提供了最強大的推動力。另一方面，只有中國大陸才能源源不斷地為重新詮釋儒家的經典命題提供動能。儒家的根在大陸，只有中國大陸才是儒家文化圈的核心區域，13億人面臨的問題，比任何國家和地區都要復雜。正在轉型的一個龐大的中國，不斷給儒學提出新的命題，從而也就不斷刺激著儒學的發展。這是頂尖儒學家紛紛來到中國的根本原因。邏輯上，我們不難做出下述分析：既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被定義為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特殊國情”的結合，而幾千年來的以儒學為主干的中國傳統文化又是中國特殊國情最基要的組成部分，那么，基于傳統儒學視角詮釋、提煉、推廣當代中國經驗，自然而然就會成為大陸儒學研究的最有潛力的增長點。

　　目前，杜維明、安樂哲、貝淡寧、成中英、林安梧等原本活躍在海外及臺港的知名學者，都常年駐扎大陸。這是世界儒學研究中心正在向中國大陸遷移的最好說明。儒學在中國，儒學研究中心長期在海外的局面已告結束。

　　與這一點緊密相關，港臺以及韓國、新加坡等所長期享有的儒學橋梁地位也漸漸喪失。

　　改革開放之初，韓國、新加坡，尤其是港臺，曾對中國大陸的儒學研究發揮過重要的反哺作用。馮友蘭、湯一介等于1984年發起成立的中國文化書院，曾密集邀請海外及港臺儒學專家講學、授課，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等港臺新儒家，漸為大陸學界所知，并出現了一批有影響的追隨者，乃至可以說，今日大陸已經成名的儒學專家，沒受到港臺新儒家影響的不多。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前期，港臺新儒家堪稱如日中天。

　　這些國家和地區、機構一時成為儒學研究者心向往之的高地有歷史的合理性。彼時，中國與西方處于隔絕狀態，只有依靠這些中間地帶進行交流，而現在，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中國已經有足夠的力量與西方展開直接對話，這些原有中介的重要性無疑會急劇下降，它們原來所享有的地位自然就岌岌可危。于是，世界儒學研究中心開始回歸中國大陸。

　　政治儒學的崛起是儒學中心回到大陸的主要思想動力。經世致用原是儒學的本質屬性，“治國平天下”從來都是儒者的終極抱負，大陸儒學研究因不滿足于港臺新儒家偏重于心性論的理論建構，故而專門重啟儒學的政治與制度思考，探索如何在這個大變動的時代中，以儒家思想資源參與社會秩序的重建。作為大陸政治儒學的首倡者，蔣慶的立論雖然因其照搬古人或托古改制的表象、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脫離現實的烏托邦設計等等問題而飽受非議，甚至連“政治儒學”都受其連累而成為一些主流學者為之側目的對象，但無法回避的是，“政治儒學”或“制度儒學”確實因反映了現實的需求而成為儒學研究的大勢所趨。無論對“政治儒學”是贊成還是反對，都不能不承認一個基本事實，它已成為儒學圈的中心話題，而且它因挑戰了“心性儒學”而動搖了港臺儒學原有的學術地位。

　　較之大陸政治儒學，港臺新儒家、海外新儒家在種種歷史與現實原因限制之下，早已放棄國族建構的使命，消彌了最能體現儒學生命活力的“治平”理念，僅止于退守內在心性論傳統，而將廣大的公共領域議題拱手讓給自由主義。在一定意義上已成為西方思想文化代言人的港臺新儒家，根本無力同時在個體身心與家國天下層面重建儒學的學統與政統。由此觀之，在儒學發展的新階段，政治儒學取代心性儒學的主體地位，既符合儒學的內在思想邏輯，也是儒學在社會秩序重整的新時代所理應承擔的歷史使命。以“政治儒學”為特征的大陸儒學，沖擊乃至取代以往港臺、海外儒學的地位，因而也就具備了某種歷史必然性。

　　2015-2016年，在臺灣和大陸儒家學者之間爆發了一場論戰，這場所謂的“陸臺之爭”最能反映儒學研究在境內外的格局正在發生深度調整這一事實。臺灣學者李明輝在大陸接受專訪時直言“臺灣仍是以儒家傳統為主的社會”，“我不認同‘大陸新儒家’”。一石激起千層浪，李氏之言立即在儒學圈引起一場罕見的論戰。關于這場論戰，有人視為“山頭之爭”，有人視為“古今中西”之爭，這些說法都有道理。但以筆者之見，這場長達一年迄今尚未止息的舌戰還有更深層次的含義：它反映了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儒學研究話語權的爭奪，李明輝的一句“我不認同‘大陸新儒家’”刺激性言論，實際上折射出了港臺學界對儒學研究原有地位日漸喪失的深深焦慮。

　　2013年11月，習近平到訪曲阜時，曾對儒學界提出如下期待：“要使我國在東亞儒家文化圈中居于主動，在世界儒學傳播和研究中始終保持充分話語權。”這一期待看來正在變成現實。

　　三、大陸儒學研究呈現新趨向

　　儒學研究在經過二十余年的跑道滑行準備之后，于最近五年，以迅猛的姿態騰飛而起。從儒學起源到早期儒學，從漢唐經學、魏晉玄學到宋明理學、清代樸學，從孔子、孟子、荀子，到董仲舒、朱熹、王陽明，從先秦思孟學派、稷下學派，到宋代新學、關學、朔學、蜀學，以至明清實學，從“人性善惡”、“義利之辨”到“親親相隱”、“理氣關系”，從仁、智、勇到忠、孝、節、義，儒學史上的各個知識點、尤其是各個關節點，都正在被深耕細作，許多固有認識也被不斷刷新。

　　從學術史的視角看，在儒學的全面繁盛中，大陸儒學研究呈現出如下幾個方面的特點和趨向。

　　首先，以往儒學研究僅被作為哲學的一個分支即“中國哲學”而存在，如今這一格局已被徹底打破。人文社會科學的各門學科，都在不約而同地從各自的角度向儒學聚焦。政治學方面，有前文提到的貝淡寧為代表的“賢能政治”；社會學方面，有安樂哲等人所倡導的“儒家角色倫理”；經濟學方面，“道義經濟”受到重視，盛洪以《儒學的經濟學解釋》一書為如何有效回應中國以及世界經濟問題，提示了方向與路徑；法學方面，“人倫司法”的重要性正日益突出；管理學方面，“忠信管理”的優勢正在被重新認識；歷史學方面，傳統史學向與儒學如水乳交融，而張富祥的“儒家史論文獻萃編”，即是對分散于歷代典籍當中的儒家歷史理論的匯輯和整理；文學方面，儒學曾對文論、詩論、詞論等產生過決定性的影響，而經學與古典文學的關系、儒家思想在明清小說中的體現，儒家傳統對現當代文學的深刻影響等論題，正在成為研究熱點。總之，在不同學科交匯聚合的視線中，儒學的未來已不僅僅是儒教、儒俗，而是向著更為廣闊的空間展開。一種“九科治儒”的新局面，業已形成。

　　其次，儒學的體系化建構業已取得重大突破。在人文社會科學紛紛朝儒學轉向之際，原本就從事儒學研究的哲學領域的學者，早已不滿足于“照著講”的儒學史研究，開始了“接著講”的哲學建構。陳來《仁學本體論》以“仁體”統攝儒家傳統的各種形上學觀念,將仁發展為一本體的觀念或發展為一仁的本體論；張立文“和合學”以“和合”作為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的人文精神核心概念，有力地回應了亨廷頓所提出的“文明沖突論”及甚囂塵上的“中國威脅論”；蒙培元“情感儒學”上承馮友蘭“新理學”，賦予情感以存在論的地位，形成可與熊十力、牟宗三一系“心性派”對舉的“情理派”；此外，牟鐘鑒的“新仁學構想”持續受到關注；龐樸對中國智慧“一分為三”的方法論概括，也為姜廣輝、王守常等從不同角度進行了闡發。

　　目前，大規模的文獻整理仍是儒學基礎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其方式已由大型叢書的編撰影印，進入精細化的“深加工”時代。在四川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所主持的“儒藏”工程之外，另一項引人注目的重大工程——“儒學重大基礎研究工程”已經啟動。與以往儒學基礎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儒家及經學、理學不同，“儒學重大基礎研究工程”對傳統經、史、子、集四部所存儒學內容都予以關注，以對儒家文獻進行前所未有的深度挖掘與整理為主要特點。其中，杜澤遜主持的“十三經注疏匯校”，在全面校勘海內外所存珍貴版本的基礎上，力求顯現《十三經注疏》于唐、宋、元、明、清歷次刊刻過程中的演變軌跡，為判斷文字錯訛提供依據，并最終為學界提供一個如中華書局《二十四史》點校本一樣可靠的《十三經注疏》定本；而顏炳罡的“百年儒學精華系列”，則是對近現代儒學研究成果所進行的首次全面、系統的總結。

　　與現實生活相關度較高的儒學研究課題在穩步向前推進。其中，禮制的研究最為引人注目。中華民族自古便有“禮儀之邦”之稱，其有著數千年歷史的禮制、禮俗儀式，已經內化為中華文明的重要基因。在儒家思想主導下，傳統中國以豐富的禮制與禮俗實踐來養生送死，安頓生命，儀式與禮節成為生活意義的開顯途徑乃至賦予者。隨著近代以降中國西化與現代化進程的加劇，儒家禮制因其對于尊卑貴賤的區分，被當作封建專制的一部分而受到批判和拋棄，中國人漸漸放失其與生命每個關節點息息相關的豐富禮儀，從而給生活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缺失。彭林“《儀禮》復原與當代日常禮儀重建研究”，試圖通過對《儀禮》的復原，重建當代日常禮儀，以解決這一困境；湯勤福的“中國禮制變遷及其現代價值研究”，也以發掘中國禮制的現代意義為旨歸。此外，浙江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相繼成立禮學研究中心，分別從文獻整理、古禮復原、中西比較、跨學科研究等進路組織學術活動，推動禮學研究全面復活；北京大學的禮學研究強調“喪服為中國禮學的根本”，力求在梳理、澄清中西文化相關差異的基礎上，站在中國傳統喪服制角度抽繹并回應普遍性思想問題。雖然目前禮制的“恢復”性研究尚未進入“制禮作樂”的實踐階段，但作為守先待后的古禮鉤沉和具有學理深度的當代解釋，委實是在為儒家傳統所主導的中國古禮再返現代生活重新奠基。

　　需要特別指出的一點是，科研機構與地方政府聯手，正在成為儒學研究深入發展的新動能，并形成文化研究的新模式。以政府之力推動學術研究，能夠綜合調動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資源，推動文化領域的大工程大項目上馬，使一些單憑個人及學術群體無力承擔的重大學術問題集中得到解決，從而在短時間內就能有效推動文化的繁榮。這一模式最早由山東大學和墨子故里滕州市首創，其后逐漸為全國各地所復制，且已成燎原之勢。如貴陽市委市政府推動的“貴陽孔學堂”，上海市委宣傳部與復旦大學聯手打造的上海儒學院，以及河南省的“嵩山論壇”、浙江余姚的“陽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福建武夷山市的“朱子學院”，等等，皆屬此類。在這方面，曾領風氣之先的山東省，更是走在前列。早在2010年，山東省政府就與山東大學攜手共建了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為了踐行習近平視察孔子研究院關于“大力弘揚傳統文化”的重要講話精神，由省委宣傳部牽頭，在政府主導的與高校科研單位的積極合作下，進一步推出了“齊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創新工程”，支持包括“儒學重大基礎研究工程”、“齊魯傳統人文思想和社會科學研究”等重大專題項目的研究，目前已取得豐碩的成果。由政府牽頭，舉政府之力來弘揚傳統文化，推動傳統文化研究，這是中國獨有的體制優勢，必須發揚光大。這一做法與現代學術研究越來越依賴于群體協同也頗為合轍。政府主導在經濟領域所實現的奇跡，有望在文化領域得以重現，其中經驗，值得認真總結。

　　四、存在的問題與前景展望

　　在近五年來儒學研究取得重大進展的同時，儒學研究領域也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是學術研究與現實關懷相脫節的問題。盡管這個問題在中共十八大之后明顯有了改善，但是毋庸諱言，作為儒學研究主力軍的中國哲學界在偏重哲學史進路、照著并接著宋明儒學講的同時，明顯輕忽了漢唐經學經世致用的現實關懷。十八大以來，隨著儒學日益被接納為治國理政與文化建設的重要資源，當下的儒學研究亦開始往更具現實感的方向調整，但與巨大的現實需求相比仍有較大的距離。

　　其次，與儒家文獻整理取得了系統性進展相比，儒學理論研究顯得相對滯后。在和自由主義的交鋒中儒學雖然初步找到了自己在現代學術譜系中的位置，但自由主義畢竟有著三百年的現代學術積累，儒家政治哲學研究在學理根基與制度建構的很多方面則顯得捉襟見肘。例如，當代自由主義雖然拒絕（也不可能）采取社群主義的基本預設，但由于持后一立場的理論（包括賢能政治、角色倫理學等）長期與之切磋，已然能夠在自己的理論言說與制度構建中為社群預留空間。相形之下，儒學研究中的相關思考則相對簡單地搖擺于自由主義與權威主義之間，或者向自由主義投懷送抱，或者單方面強調權威。在社群、傳統、權威優先的基礎上，如何有效安放個體自由，這是儒家政治哲學現代化所必需的解決的基本問題。只有從理論和制度兩方面處理好這一問題，儒學才會擁有更強大的現代學術形態，而只有這樣的儒學學術才足以托舉起當代中國的文化自信。

　　此外，作為對習近平總書記一系列相關講話及兩辦《意見》和通知的積極踐行，各級政府、高校、社科院進一步整合、強化了固有的儒學或傳統文化研究機構，乃至重新設立了一批檔次不低的儒學研究機構。但也應該看到，目前的中國大陸儒學界尚未涌現出堪與當年的哈佛燕京學社相比擬的高端學術研究與交流平臺，此與世界儒學研究中心向中國大陸回遷的事實極不相稱。探索高端儒學學術機構的運作規律，將一家或幾家現有機構打造成世界級儒學重鎮，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應該被提上國家的日程。

　　2017年9月14日

　　注：本文是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儒學熱點”整理小組，在歸納概括2015-2017年十大儒學熱點的基礎上完成的，在筆者設計的框架和思路的基礎上，儒學院陳峰教授、郭震旦副教授、李梅副教授和鄒曉東博士分別提供了初稿和資料，其中李梅和鄒曉東耗時尤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