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廟是遍及中國、韓國、日本、越南等亞洲國家的禮制廟宇，是國家推崇儒家思想的象征。廟內(nèi)主祀孔子，并以孔門弟子和歷代儒家代表人物配享，不時舉行祭祀活動，其目的就是進行成圣成賢成人的教育，培養(yǎng)德才兼?zhèn)涞娜瞬拧?/p>

　　“人皆可以為堯舜”是文廟奉祀教化的理論基礎(chǔ)

　　中國教育自古重視人格道德的培養(yǎng)，人格道德的最高境界就是成為圣人，成為賢人。中國人崇奉圣賢，但并不認為圣賢是高不可及的，而是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人人都可以成為圣賢，人人都可能夠成為圣賢。

　　“圣”是一個古老的詞匯，《尚書?洪范》中就有“聰作謀，睿作圣”的記載，據(jù)《傳》解釋說“于事無不通謂之圣”。在《尚書》中尚無圣人一詞，“圣”也沒有圣人的概念，而《春秋》中連“圣”字也沒有。

　　《論語》中出現(xiàn)了“圣人”一詞，“圣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從《論語》看，孔子是承認并推崇圣人的，但圣人只是他心目中道德高尚的美滿形象，并不是具體的個人。弟子子貢問“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孔子認為“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論語?雍也》）圣是最高尚的品德，只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才能稱作圣德，就連他最推崇的堯舜都沒有做到。正因為圣具有如此高的標準，所以孔子說“圣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別人推崇他有圣德，孔子也不承認，“若圣與仁，則吾豈敢”（《論語?述而》），太宰問子貢“夫子圣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認為孔子是天生的圣人，“固天縱之將圣，又多能也”，但孔子并不承認，“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論語?子罕》），是貧窮的經(jīng)歷使自己成為多才多藝的人，自己并不是天生的圣人。《孟子》中說孔子弟子顏回曾經(jīng)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顏回也以成為像舜那樣的圣人作為自己奮斗的目標 。

　　如果說在孔子眼中圣人是非常神圣的，并沒有可以配得上這一稱號的個人，而在孟子眼中，圣人卻有許多。他引用有若的話說“圣人之于民，亦類也，出于其類，拔乎其萃”，出類拔萃的就是圣人，于是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伯夷、伊尹、柳下惠等都被稱作圣人，孔子弟子中“子夏、子游、子張皆有圣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孟子?公孫丑上》），子夏、子游、子張也有了圣人的某些素質(zhì)，而冉耕、閔損和顏回已經(jīng)接近圣人。圣人還可以分類，堯、舜、禹、湯、文王和武王是圣王，周公、孔子、伯夷、伊尹、柳下惠等為圣人，圣人中“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時者也”（《孟子?萬章下》）。孟子對圣人并不求全責備，他稱贊“伯夷非其君不仕，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但又說“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伯夷雖然是圣人中的清高者，但失之于器度太小，柳下惠雖然是圣人中的和順者，但失之于不太莊重。所以孟子認為圣人是有等差的，圣王中最推崇堯、舜，圣人中最推崇孔子。他引用宰予的話贊揚孔子“賢于堯舜遠矣”，引用子貢和有若的話說“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圣人雖然是神圣的，但并不是高不可攀、遙不可及的，所以當曹交問他“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時，孟子馬上回答說“然”，并進一步解釋說“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堯舜之道不過孝悌而已，只要按照堯的行為去做，就能成為像堯一樣的圣人。

　　荀子認為人通過學習可以成為圣人，能否成為圣人全在自己。秦昭王問荀子說：“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荀子回答說：“其惟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為圣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鄉(xiāng)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并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xiāng)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于掌上而辨黑白，豈不愚而知矣哉！鄉(xiāng)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荀子?儒效》）。通過學習，人可以由下賤轉(zhuǎn)為高貴，由愚昧轉(zhuǎn)為聰明，由貧賤轉(zhuǎn)為富足。學習學問，能夠付諸實踐的就是士，勤奮努力、孜孜不倦的就是君子，精通學問的就是圣人。通過學習，人可以成為士，成為君子，成為圣人，只要個人努力，是沒有人能夠禁止自己的。成為圣人全在自己，學習就可以成為圣人。

　　宋儒進一步發(fā)揮了學習可以成為圣人的觀念。周敦頤說“圣希天，賢希圣，士希賢”，讀書人循序漸進地修養(yǎng)自己，由士入賢，由賢入圣，最后達到天人合德的高度。程頤主張“人皆可以至圣人”（《二程遺書》卷23《伊川先生語》），人人都能達到圣人的境界。朱熹認為學習就能夠超凡入圣，“為學須思所以超凡入圣，如昨日為鄉(xiāng)人，今日便可為圣人”（朱熹：《白鹿洞書院規(guī)訓(xùn)》），人通過學習鄉(xiāng)下人也可以成為圣人。

　　經(jīng)過儒家圣賢的宣揚，成圣成賢就成為士子奮斗可期的目標，朱柏廬《朱子家訓(xùn)》說“讀書志在圣賢”，童蒙讀物《弟子規(guī)》也說“圣與賢，可馴致”，人人都可以成為圣賢。

　　文廟奉祀為教化提供學習榜樣

　　文廟是設(shè)在各級國立學校內(nèi)的禮制建筑，不論是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jiān)還是地方的府學、州學、廳學和縣學，受教育的對象主要是獲取初級功名的庠生。庠生經(jīng)過鄉(xiāng)試、會試考取更高一級的功名舉人或進士就可以進入國家官吏隊伍，成為政府官員。在學校內(nèi)建造文廟，奉祀孔子以及歷代先賢先儒的目的就是為后備官吏提供學習的榜樣，對國家后備官吏進行成圣成賢的教育。

　　在學校內(nèi)奉祀圣賢是古代的傳統(tǒng)，至少在西周時學校就奉祀先圣先師，并按時舉行祭祀活動。《禮記》就記載：“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圣先師”，“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禮記?文王世子》）。但是遺憾的是，不知奉祀的先圣先師為何人。

　　從現(xiàn)有文獻資料看，東漢永平二年（59年）開始以周公、孔子為先圣先師，“上始率群臣躬養(yǎng)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禮。郡、縣、道行鄉(xiāng)飲酒禮于學校，皆禮圣師周公孔子，牲以犬”（《后漢書?禮儀志》），以周公為先圣，孔子為先師。大約到東漢后期，改為以孔子為先圣主祀，以顏回為先師配享（參見拙著《世界孔子廟研究》第二章第四節(jié)“主祀”，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歷經(jīng)魏晉南北朝直到隋朝而不改。唐武德七年（624年）改為以周公為先圣，孔子為先師，貞觀二年（628年）唐太宗恢復(fù)孔子和顏回先圣先師的地位，高宗永徽（650-655）年間再次改為周公主祀，孔子配享，顯慶二年（657年）最終確定孔子為學校的主祀。

　　東漢時，孔子弟子顏回就配享孔子，西晉時，學校曾經(jīng)以群弟子從祀。《晉書?石崇傳》記載，石崇“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像，顧而嘆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顏回當時配享孔子，圖像太學是很正常的，奇怪的是還有原憲的像。原憲不屬于孔子最優(yōu)秀弟子四科十哲之列，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位列第十九，在《孔子家語》中位列第十五，太學不可能將原憲單獨選出來圖像孔子堂的，很可能孔子弟子都已經(jīng)圖像在太學孔子堂了。如果圖像而不從祀，石崇是不可能羨慕的。東晉太元元年（376年），尚書謝石上書建議修建國子學，是年“增造廟屋一百五十五間”（《宋書》卷十四“禮一”），國學建造了孔子廟。據(jù)陳朝顧野王《輿地志》記載，國子學“西有夫子堂，畫孔子及十弟子像”，看來四科十哲弟子已經(jīng)從祀在國子學。唐開元八年（719年）增加孔子所有弟子從祀，經(jīng)過歷代的改換增添，孔子弟子成為文廟配享的最大群體，并占據(jù)了最重要的位置。到民國八年（1919年），正殿殿庭共奉祀一百七十三人，主祀孔子，配享四人（四配），配祀十二人（十二哲），從享先賢七十九人，從祀先儒七十七人，內(nèi)中孔子弟子七十九人，其中配享二人，配祀十一人，從享先賢六十六人。此外，在崇圣祠配享六人中還有四人（顏回之父顏無繇、曾參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和孔子之侄孔忠）。

　　應(yīng)該說，以孔子弟子配享從祀的教化作用不是很大，對于后人來說，誰也不會再成為孔子的弟子，為更好地發(fā)揮文廟的教化作用，歷朝陸續(xù)增加后世儒學家配享。

　　后世儒學家配享始于唐貞觀二十一年，太宗命以左丘明、卜商、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圣、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杜預(yù)、范寧等二十二位先儒配享孔子廟，“自今有事于太學，并令配享尼父廟堂”。之所以增加后世儒學家配享，正如詔書所說，是因為“代用其書，垂于國胄”。唐代國家規(guī)定，學校“凡教授之經(jīng)，以《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各為一經(jīng)，《孝經(jīng)》、《論語》、《老子》學者兼習之”，同時還規(guī)定了各經(jīng)的注本，“《周易》鄭玄、王弼注，《尚書》孔安國、鄭玄注，三《禮》、《毛詩》鄭玄注，《左傳》服虔、杜預(yù)注，《公羊》何休注，《穀梁》范寧注，《論語》鄭玄、何晏注，《孝經(jīng)》、《老子》并開元御注，舊令《孝經(jīng)》孔安國、鄭玄注，《老子》河上公注”（《唐六典》卷二十一《國子監(jiān)》）。此批后世儒學家有功于儒門，有的給儒家經(jīng)典作傳，有的作注，有的保存整理，后世因此稱他們?yōu)閭鹘?jīng)之儒。

　　從宋代開始，隨著理學的興盛，經(jīng)學逐漸衰微。北宋時王安石的《三經(jīng)新義》曾被列為學校的主要教科書和科舉內(nèi)容，南宋嘉定五年（1212年）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列為學校教科書，元皇慶二年（1313年）科舉考試明經(jīng)、經(jīng)疑改為《四書》內(nèi)出題，五經(jīng)經(jīng)義也改為宋儒注解，理學取代經(jīng)學成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內(nèi)容，經(jīng)學地位下降，傳經(jīng)之儒的地位也隨之下降。明洪武四年（1371年），國子司業(yè)宋濂首先以人品有虧請求罷黜王弼、賈逵、杜預(yù)、馬融等傳經(jīng)之儒，弘治元年（1488年）程敏政則公開指責唐貞觀以先儒從祀，“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時圣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注疏”，“遂以專門訓(xùn)詁之學為得圣道之傳”，“當今理學大明之后，《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于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并指責漢儒馬融、劉向、賈逵、王弼、何休、戴圣、王肅、杜預(yù)等人“于名教得罪非小”，建議罷黜他們的從祀，“鄭眾、盧植、鄭玄、服虔、范寧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窺圣門，所著亦未能以發(fā)圣學”，建議將他們改祀于其鄉(xiāng)。這兩次發(fā)難雖未成功，但到嘉靖九年就全部按照程敏政的建議罷黜了這十三人，但卻增加了漢儒后蒼。清雍正二年，恢復(fù)了鄭玄和范寧的從祀。清代中期以后，考據(jù)學盛行，相繼增加了漢儒毛亨、許慎、劉德、趙歧從祀，最終從祀傳經(jīng)之儒增加到十五人。

　　到了北宋時期，唐代配享的先儒也已經(jīng)成為七、八百年前甚至一千多年前的歷史人物，為對時人有更大的激勵作用，需要增加時代更接近宋代的儒學家，況且北宋時理學開始興起，所以熙寧五年（1074年）判國子監(jiān)事常秩奏請以孟子、揚雄從祀，兩制和禮官討論后認為不妥而未備采納。元豐七年（1084年），晉州教授陸長愈奏請增加孟子配享，太常寺以孟子不是孔子弟子而不予贊同，禮官則認為“唐貞觀以漢伏勝、高堂生、晉杜預(yù)、范寧之徒與顏子俱配享，至今從祀，豈必同時？孟子與孔門，當在顏子之列。至于荀況、揚雄、韓愈皆發(fā)明先圣之道，有益學者，久未配食，誠缺典也”，建議以孟子配享，位在顏子之次，以荀況、揚雄、韓愈從祀，設(shè)位于二十一賢之間，朝廷完全采納了此建議，命孟子配享孔子，位于顏子之次。孟子等儒學家功在發(fā)明圣道，所以后世稱之為明道之儒。

　　宋朝是明道之儒配享的大增加時期，分析其原因，主要是新興理學的興盛。熙寧八年，王安石《三經(jīng)新義》被列入學官，崇寧三年（1104年）就令王安石配享孔子廟，位于顏子、孟子之次。雖然因為朝臣政見不同，靖康元年（1126年）王安石被趕出大成殿，由配享改為從祀，淳祐元年（1241年）被趕出孔子廟，但他首開了當朝儒學家配享的先河。南宋時，本朝理學家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顥、朱熹、張栻、呂祖謙、邵雍和司馬光陸續(xù)從祀。以本朝理學家從祀，更激發(fā)了士子的熱情，南宋以后理學家輩出，到民國八年，明道之儒達到六十三人，成為文廟配享中僅次于孔子弟子的第二大群體，其中配享二人（子思、孟子），配祀一人（朱熹），從享先賢五人（周敦頤、邵雍、程頤、程顥、張載），從祀先儒五十五人。此外崇圣祠中還配享六人，即配享的孟子之父，從祀的周敦頤之父周輔成、張載之父張迪、二程之父程珦、朱熹之父朱松和蔡沉之父蔡元定。以行道之儒之父配享更能激發(fā)士子的熱情，成圣成賢不僅能流芳萬世，還能光宗耀祖。

　　進入清朝，中國封建社會進入晚期，鑒于明代理學家清談?wù)`國的教訓(xùn)，為了強化滿族的統(tǒng)治，文廟配享人物不再僅僅以學術(shù)為標準，而是開始擴展到建功立業(yè)的忠臣，也就是后世所稱的行道之儒。清順治二年（1645年），國子監(jiān)祭酒李若琳建議增加范仲淹從祀，“仲淹力振綱常，首輔神器，兼于戎馬倥傯之際，以《中庸》誨引張載，俾成大儒，彬彬乎歐陽子右矣。乃不得分芹藻之末光，不平孰甚”。此次朝議雖然沒有通過，但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范仲淹就被從祀于文廟。雍正二年（1724年），應(yīng)皇帝的安排，朝臣推薦諸葛亮、陸贄、韓琦三人從祀，清世宗認為陸贄和韓琦從祀不妥，“先儒從祀文廟，關(guān)系學術(shù)人心，典至重也”，“唐之陸贄、宋之韓琦，勛業(yè)昭垂史冊，自是千古名臣，然于孔孟心傳果有授受而能表彰羽翼乎？”（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卷十四“祀典”）只令諸葛亮從祀，其實諸葛亮也沒有儒學著述。如果說清以前文廟從祀人物只重學術(shù)，范仲淹、諸葛亮從祀已開始學術(shù)與功業(yè)并重，那么到清代后期，由于西方列強的入侵，農(nóng)民起義的頻發(fā)，國勢日衰，亂世思忠臣，風雨飄搖的清王朝選取從祀的標準于是擴大到立德。道光年間增加了唐臣陸贄和宋臣文天祥，咸豐年間增加了宋臣李綱、韓琦和陸秀夫，同治二年又增加了明臣方孝孺，行道之儒達到了七人。

　　文廟奉祀孔子就是為士子提供成為圣人的榜樣，雖然理論上人人都可以成為圣人，但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成為圣人。不能夠成為圣人，但可以成為賢人，所以文廟除奉祀圣人孔子外，還奉祀一大批先賢先儒，為士子提供齊賢成賢的榜樣。成圣人難，成賢人也不易，文廟奉祀人物雖然多達一百八十九人，但除去孔子先人和弟子等，歷代賢人進入文廟配享的也不過一百一十人，平均二十多年才有一位賢人能夠進入文廟奉祀。不能成為圣人、賢人，也要成為名宦和鄉(xiāng)賢。為更多地為士子提供學習的榜樣，明洪武二年（1369年），國家始命建造先賢祠以奉祀在本地任官有善政的官員和有嘉言懿行的本地人士，不久將先賢祠分設(shè)為名宦祠和鄉(xiāng)賢祠，名宦祠附祀在本地為官有善政的官員，鄉(xiāng)賢祠附祀本地出身有嘉言懿行的士紳和在外地為官有善政的官員。

　　文廟很好地發(fā)揮了成圣成賢成人的教育作用

　　文廟通過奉祀孔子、四配、十二哲、先賢、先儒，附祀名宦和鄉(xiāng)賢，為士子提供了一系列學習的榜樣，很好地發(fā)揮了成圣成賢成人的教化作用。

　　從文獻資料看，受文廟奉祀影響而希圣希賢者大有人在。西晉時，石崇（249-300）官至侍中，富可敵國，他與皇帝的舅舅王愷斗富，即使晉武帝幫助王愷都斗不過他，但他進入太學仍然心生企望。他“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像，顧而嘆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余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聲名俱泰，何至甕牖哉！’”石崇任俠無行，在荊州刺史任上劫奪遠使商客致富，在朝諂事賈謐，在歷史上并不是一個正面人物，但他仍然受到享祀圣賢的影響，期望聲名俱泰，配享夫子廟堂。明代大儒湛若水的弟子臧應(yīng)奎則是受到成圣成賢影響的一位典型儒家士大夫。他“以圣賢自期，嘗過文廟，慨然謂其友曰：‘吾輩沒，亦當俎豆其間’”（《明史》卷192），希圣希賢，以入文廟享祀為人生最高追求，所以他為官正直，任南京車駕主事時，炙手可熱的宦官要求的船只超過標準，他堅決按額裁減，宦官隨行的軍士因此大鬧禮部，他令手下將其抓捕。入繼大統(tǒng)的明世宗欲將其生父尊崇為皇帝時，他伏闕諫諍，最后被庭杖致死（《晉書》卷三十三“石苞傳”）。孔子七十一代孫孔昭慈也是一位深受成圣成賢影響的士大夫。他是六十二代衍圣公之后，世代業(yè)儒為宦，以進士起家，官至按察使銜、福建臺澎兵備道兼提督學政。同治元年，臺灣民變，攻下彰化，他巷戰(zhàn)力竭，自殺于彰化文廟孔子神主前，朝廷追謚剛介，入祀國家昭忠祠。希圣希賢成為社會習尚，即使到清末，西風東漸，士大夫仍然期望成圣成賢，文學作品中夢醒子“人至沒世而莫能分食一塊冷肉于孔廟，則為虛生”就道出了士大夫們的心聲。

　　成圣成賢，死后奉祀在文廟，血食遍全國，那是每一個士子最高的追求。即使不能成圣成賢，也要成人，死后附祀在文廟內(nèi)。在文廟奉祀的影響下，莘莘士子埋頭讀經(jīng)，砥礪品德，或成為碩學通儒，或成為賢相良臣，或成為忠臣烈士，配享在文廟內(nèi)，或做官愛國惠民，勤政廉政，造福一方，附祀在任職地的名宦祠和家鄉(xiāng)的鄉(xiāng)賢祠，或在鄉(xiāng)為民遵紀守法，多行善舉，附祀在家鄉(xiāng)的鄉(xiāng)賢祠。任何人只要存心向善，行善政，行善舉，都可以進入文廟享受后人的祭祀。

　　文廟奉祀歷代先圣先賢和附祀名宦鄉(xiāng)賢以進行成圣成賢成人教育，對于造就中華民族重視思想文化的傳統(tǒng)，培養(yǎng)立志向上、奮發(fā)有為、向善行善、廉潔奉公等民族精神，都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構(gòu)建核心價值體系的今天，仍是值得借鑒的。（原載：《孔子文化季刊》2017年第一期，作者：孔祥林，孔子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