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歲月不惑，春秋正隆。改革開放40年來，黨帶領全國人民爬坡過坎、攻堅克難，以銳意創新的勇氣、敢為人先的銳氣、蓬勃向上的朝氣，譜寫了一曲驚天地、泣鬼神的壯麗凱歌，描繪出一幅波瀾壯闊的改革畫卷。風雨四十年，改革在路上。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人民網策劃推出“40年·改革印記”系列報道，用記者的視頻、圖片、文字，通過人民網、手機人民網、人民網法人微博、微信、人民視頻APP等多個端口，為您講述全國各地、各行業的“改革印記”，在時光的記憶中傳遞改革開放的磅礴力量，感受日新月異的時代巨變。

　　走進四川省廣漢市向陽鎮竹林路，樹葉婆娑，百鳥和鳴。沿一條窄窄的深巷前行，不多時就可見到一道灰黑色的院門。

　　灰黑色院門是鎮政府小院的后門。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道門以前是小院的正門，當年人民公社的牌子就是從這道門上摘下來的。

　　向陽鎮政府后門，當年人民公社的牌子就是從這道門上摘下的。（記者陳曦 攝）

　　1980年4月，向陽在全國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用“鄉人民政府”的牌子取而代之。這一驚世駭俗之舉，觸動了《憲法》的修改，改變了農村政治體制，進而在全國掀起了農村改革新的浪潮。向陽，因此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第一鄉”。

　　摘牌：于無聲處聽驚雷

　　青白江汩汩流淌，晝夜不息，向陽鎮政府就位于江的北岸。在一間陳列室內，大量記錄著有關當年摘掉人民公社牌子前后的圖片、文字和音像等珍貴史料，把記者帶到了那個波瀾壯闊的大變革時代。

　　“中國農村改革第一鄉”牌坊。（記者陳曦 攝）

　　位于成都平原的向陽，土地肥沃，旱澇保收。這樣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在人民公社的20年里，人均分配從最初的68元到74元，只增加了6元。據《廣漢縣志》記載：“1966年到1976的10年間，全縣人均分配的收入只增加了2.3元，平均到每一年只增加了0.23元。”

　　“有女莫嫁向陽郎，吃的稀飯浪打浪，住的草房笆笆門，走的泥路彎又長。”當時田間地頭的這段民謠，唱出了向陽人的辛酸。

　　一份由德陽市（廣漢隸屬德陽）文史委王周芝整理的資料顯示，時任廣漢縣委書記的常光南（已逝世）曾說：“當干部幾十年，老百姓現在還這樣貧困，有的連飯都吃不飽，作為共產黨員，心里非常難過，這樣下去，怎樣向人民交代。只有置個人得失于不顧，下定決心，無論冒多大的風險也要進行改革。”

　　1977年秋，廣漢縣委在金魚公社試點，實行“分組作業、定產獎懲”的生產責任制。所謂“定產”其實就是“包產”，將獎懲與工效掛鉤。1978年秋收，金魚公社糧食產量實現建國以來增產最多。此措施隨即在全縣推開。

　　與此同時，向陽公社也在悄悄進行改革，將公社酒廠搞承包經營，規定每年包干上交5萬元，一切生產經營由廠長負責，公社不再干預。

　　十一屆三中全會過后，改革的春風徐徐吹來。1979年，常光南在向陽公社進行改革試點，成立工業公司管理企業經營，成立農業公司管理農業生產，將供銷社改為商業公司負責商業流通。3個公司分別制定了“定、包、獎”的考核機制，各司其職，各負其責。為統籌和協調3個公司的關系，后來又成立了農工商聯合公司，統管全公社經濟工作。至此，人民公社管委會已失去經濟管理職能。

　　雖然人民公社的經濟管理職能被架空，但牌子依然掛在那里，對現實生產形成掣肘，與農工商聯合公司在體制上相互摩擦，成了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障礙。

　　1980年，向陽在全國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牌子。（廣漢市委宣傳部供圖）

　　1980年3月，常光南在成都參加由四川省委主要領導召集的關于廣漢改革的座談會，第一次當著省委領導的面，談了“取消人民公社”的話題。省委決定在廣漢試點，只是不作文字批復。

　　1980年4月15日上午，向陽旅社2樓會議室，關于取消人民公社的會議在這里秘密進行。常光南傳達了上級意見，決定恢復鄉級建制，摘下人民公社牌子。會議定了“三不”紀律：“不準宣傳，不準廣播、不準登報”。

　　向陽摘牌后不久，全國人大常委會打電話到廣漢縣委詢問此事，語氣很嚴厲：“誰叫你們搞的？”半月后，全國人大常委會又打來電話：“中央領導同意你們搞試點。”

　　1982年12月，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修改后的《憲法》規定：改變農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體制，設立鄉政府。

　　到1985年6月，全國共有56000多個人民公社改為鄉，同時大隊改為村，生產隊改為組。此時，向陽已經獲批撤鄉建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