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朱熹學說的傳播,統(tǒng)治者也逐漸認識到了朱熹理論對維護封建統(tǒng)治所起的作用。南宋理宗在寶慶三年（公元1227 年）下詔：“朕觀朱熹集注《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發(fā)揮圣賢蘊奧，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型，深用嘆慕，可特贈太是，追封信國公。”又十四年再次下詔說：“朕惟孔子之道，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灝、程頤，真見實踐，深探圣域，千載絕學。中興以來，一旦朱熹，精思明辨，折衷融會，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旨賁門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宋史紀事本末卷80）明神宗在給丘睿《大學衍義補》所作序中也說:“是以孝廟嘉其考據(jù)精詳,論述賅博,有補政治,特命刊而播之。”

一　　　　朱子之學發(fā)揮圣賢蘊奧

　　朱熹的法律思想廣大精微，百納江溪，發(fā)揮圣賢之精神，猶如薛瑄在論述《四書集注》時，說朱熹“萃眾賢之言，……至大，至精，至密，發(fā)揮先賢之殆無余蘊” 。（讀書錄.卷二）朱熹的法律思想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指導，其一因素正是吸取、發(fā)揮了圣賢思想精華。

　　1、發(fā)揮圣賢仁禮之言，集理學之大成。

　　儒家圣賢孔子、孟子及荀子提出了以“仁”、“禮”為核心、以恢復仁禮之治為目的的理論體系，以此指導政治法律制度的建立。以“禮”、“仁”作為維護社會秩序的基本規(guī)范,無論是孔孟子的仁禮理想,還是荀子禮法并施的主張,其刑法思想都突出了仁禮之治的儒家傳統(tǒng)主張，孟子其仁政理想也并非完全排斥法律,他主張以先王之道，行仁義之政，:“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孟子·公孫丑上）朱熹不僅深刻理會孔孟之言，而且有所發(fā)揮，將仁禮學說發(fā)展為理學。朱熹吸收孔孟之精華，納入其天理思想體系當中。朱熹認為“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 （大學或問卷1） 朱熹的理也與孔孟仁禮一樣具有道德原則的規(guī)范要求，是人們有目的行為所應當遵循的基本準則，他指出“君尊于上，臣恭于下，尊卑大小，截然不可侵犯”（朱子語類卷68）。朱熹更是將孔子的“分”的思想理論發(fā)揚光大，使其進一步法制化。在論證三綱五常倫理等級制度時朱熹引入了“理一分殊”的理論，以闡發(fā)封建等級制度的合理性。正是由于理一分殊才會形成人們具有的名分的不同，各得其分，則才能各得其利，自然可以和。同時朱熹將義理視為判斷是與非的最主要的標準，他認為“合于義理者為是，不合于義理者為非”（朱子語類卷83）。法律上是以是否違反了三綱五常義理標準，朱熹直截了當?shù)刂赋觥胺猜犖逍套栽A，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quán)之，蓋必如此，然后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凡以訴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然后聽其曲直自詞。凡以下犯上，以卑犯尊，雖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家?guī)鬃屩�坐；其有不辜至于殺人者，雖有疑慮可憐，而至于奏讞，亦不準輒用擬貸之例”（朱熹集卷14）。朱熹將孔孟圣賢的仁禮法律思想發(fā)展成為以義理為中內(nèi)核的法律思想體系，這是朱熹是的發(fā)展與貢獻。以德禮政刑觀為例，朱熹對孔孟思想作了發(fā)揮,認為“道，猶引導，謂之先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禮謂制度品節(jié)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感觀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也。……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不僅將德禮政刑劃分為德—禮—政—刑四個層次，而且又在其中細分：德禮—政刑二個層次；德—禮層次，政--刑層次。朱熹把孔丘的政、刑、德、禮四者都看作為治之具,治之法,但這四者在他的治國之道中地位不同,德、禮是本, ,“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知”，而政、刑則是末, 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

　　2、發(fā)揮圣賢民本之言，立為民國之本。

　　朱熹在集注四書過程中，反復闡發(fā)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思想，明確提出了“國以民為本”的進步觀，他指出：“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在朱熹的心目中民為貴，天子諸侯應當以得民心為重，得民心才得天下，“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置，天下至尊貴也；，而得其心，不過為諸侯耳，是為民重也” （孟子集注.卷14）。他在解釋《大學》“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時說：“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耳不失，則所以潔矩而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朱熹的思想嘆息中反復說明了“王道以得民心為本，以此為王道始”的觀念。朱熹的民本主要內(nèi)涵就在于愛民、信民、富民與樂民這及個方面。

　　3、發(fā)揮圣賢無訟之言，畫平天下之圖。

　　孔子從儒家思想原則出發(fā)，以自己的政治法律觀念和司法實踐為基礎，提出了“聽訟，吾猶人也，必使無訟”的“無訟”思想命題。朱熹進一步發(fā)揮了孔子的無訟思想，在《論語集注》中為詳細解說孔子“無訟”之大義，引用他人言“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認為“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言，以見圣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使民無訟為貴”。（論語集注卷　　　 3）朱熹正確理解了孔子“無訟”宗旨，強調(diào)孔子并不是注重如何聽訟以及圣人是否善于聽訟，“圣人正是說聽訟我也無異于人”，而是強調(diào)“當使其無訟之可聽，方得”，“無情者不敢盡其辭，始得”，圣人“所以無訟者卻不在于善聽訟，在于意誠、心正”，“以修身為本”，“理無不明，明無不燭。”，只要意誠心正，“自然有以熏灸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因此朱熹特別強調(diào)“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事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 朱子語類卷１６大學)，“明德即物，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　　　　”（論語集注卷 3）。

　　4、發(fā)揮圣賢道統(tǒng)之言，樹新儒之正統(tǒng)。　　　　

　　朱熹繼承發(fā)揮了圣賢以道統(tǒng)未己任的思想，宣稱堯舜禹湯問武周公孔孟的圣人之道，在中斷數(shù)千年之后終有二程為續(xù)，而自己又是在承續(xù)之道，“看圣賢代作，未有孔子，便無《論語》之書，未有孟子，便無《孟子》之書，未有堯舜，便無《典謨》，未有商周，便無《風雅頌》。”“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個孔子，后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后若無生個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后數(shù)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fā)明 此理。”（朱子語類93孔孟周程張子）在其道統(tǒng)論中，朱子提倡周子，猶如錢穆所言：“朱子乃始推尊濂溪，奉為理學開山，”（朱子新學案一冊P24）同時朱子又將道統(tǒng)譜系推而廣之，由前人至堯舜，向前起自伏羲、神農(nóng)、黃帝，下達周自二程及張子，而且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首次采用了“道統(tǒng)”一詞，使“道統(tǒng)”思想概念化，道統(tǒng)之名得以生活，具有明確的創(chuàng)新 觀念。在發(fā)揮道統(tǒng)思想過程中，朱熹承續(xù)了二程“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思想，也以人心道心與人欲天理相通。

二、朱子之學折衷融合

　　綜朱子之思想，其思想淵源中有眾多源頭活水，在他的理學核心中不僅是吸取了圣賢的思想精華，而且也是折衷融合了諸多思想學說，溶攝文理學術(shù)，不愧為一大特色，他就曾經(jīng)回憶說過：“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有兩冊。（朱子語類卷104）” 明王祎也認為：“自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后，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固集至賢之大成者也。”對此著名學者賀麟就精辟的論說，他指出：“朱子之所以成為儒學之集大成者，乃在于他把握了孔孟的真精神和活靈魂，而不拘于儒家先學的個別思想和言論；既將這種真本質(zhì)加以弘揚廣大，又能夠兼容并蓄佛、道二學，熔諸子百學為為一爐，從而才能建立一個博大恢宏、蔚為壯觀的理學思想體系，且擴至知識學、道德學、教育學、政治學、自然科學等旁支，從而為儒家思想增添了新的血液、新的生命力；開創(chuàng)儒學發(fā)展的一代新風，使儒家思想生機勃發(fā)，綿延至今。這便叫作‘言孔孟所未言，而默契孔孟所欲言之意；行孔孟所未行，而吻合孔孟必為之事’（明.呂新吾《呻吟語》）。”(朱子學新論P32-33)

　　1、融合儒釋道法

　　首先朱熹繼承和發(fā)揚了孔孟荀董之學，吸收了他們思想之精華，將孔孟仁禮學說、道德觀及天命論逐漸演化，形成為了形而上學的天理，成為其思想體系的合理內(nèi)核，孔孟仁義之學則演化為理氣天命思想，使儒家學說更加具有理性的色彩。以天人關(guān)系問題為例，朱熹仍然堅持“天人合一”思想觀，但是他的天人合一并不是通過直觀的表達方式來顯現(xiàn)，而是以“理”的范疇來闡發(fā)，他的“理”既表現(xiàn)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又體現(xiàn)了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賭東道達到合一，有著很高的思辨哲理性及社會實用性。　　　　闡述天人合一中，朱熹能夠較多地以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使其是更加具有科學理性精神。

　　其次，朱熹折中融合了道、德思想，引“道”為“理”，作為思想體系本題

　　及規(guī)律性范疇，并且將道家“道”本體之心、兼容陰陽與張載“氣”的學說，理氣結(jié)合，使理氣觀更加豐富多彩。在朱熹的思想體系中，“道”、“理”、“太極”是作為同等序列的范疇，將道、理、太極溝通在一起，，道與理也都是作為宇宙之根本，相通相濟，朱熹多次說過：“道即理之謂。”又說：“道字即《易》之太極（朱熹集卷37答程泰之）。”較道家之道而言，朱熹之道即理顯然更為廣泛，甚至五所不包，屬于形而上之本體，他指出：“道之全體，固無不該”（論語集注.泰伯）。“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nèi)外，賓主之分，粲然于其中，有不可以毫厘差者。” （周子全書卷2太極圖說解）而且“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 （中庸或問卷2）。同時，朱熹的道與理都是不可了倫常的仁義禮智、宗法等級之制，以理喻道之統(tǒng)，以道補儒。

　　再次，朱熹折衷融合佛釋之學。朱熹就東漢以來的佛釋之學，以“理一分殊”取代“一多相容”的佛學精華，讓“理一分殊”成為科學的思維方式，對魏晉以來佛老黃學加以利用與改造，使其失去了原有的主導地位。錢穆《朱子學提綱》中 指出：“朱子于老莊兩家波多發(fā)揮，亦不全廢棄。其于釋氏，尤其于禪宗，則特他精辨，于理學家朱子辟禪之語最多。后代理學家所辨儒釋疆界，其說幾本于朱子。”朱熹在梳理“理一分殊”思想時借用了佛學“一月普現(xiàn)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的喻語，以佛之“萬殊”思想與傳統(tǒng)德教思想相聯(lián)系，指出：“天覆地載，萬物并育于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有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并育并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中庸章句）朱熹的本體論、人性論、修養(yǎng)論等亦是受到了佛釋的想。其所謂“無極而太極”，是萬里、萬善之本原，具有超然善惡的內(nèi)涵，這與佛家《六祖壇經(jīng)》“不思善，不思惡，正與么時哪個明上座本來面目”相接近，此外朱熹害接受了佛家靜坐養(yǎng)性的思想。另一方面，朱熹批評了佛教的虛妄說與因緣說，力排講宇宙的“劫數(shù)”之言，其中最為朱熹所不屑的是佛教的“滅人倫”，說佛教“自有物元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個父母了，其不孝莫大于是，以此見佛法無父。…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為常。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是偶然相遇。”（朱子語類卷126）。以為士大夫不應當學佛出家，這只是逃避現(xiàn)實、輕世薄世的自私言舉。佛氏之失出于自私之厭，老氏之私出于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況且佛釋對于義理是有很大的排斥性的。“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曰：禪學最害道，莊老于義理絕滅猶未盡，佛則人俗已壞，至禪則講許多義理掃滅無余。” （朱子語類卷126）。朱熹自以為其思想與佛釋之學是有許多相異的地方。朱熹指出：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憂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朱熹集卷59），

　　最后，朱熹折衷融合法家之學。 學者往往只是注意道了朱熹納取儒釋道的思想，對于朱熹吸收法家之說避而不談，不敢正視朱熹及其他理學家所具有了“陽儒陰法”的理學本性。朱熹曾假堯舜之詞，一方面對法家之義進行“假惺惺”的批評，另一方面卻從實質(zhì)上肯定了法家“辟以止辟”觀念的合理性，他說：“法家者流，往往患其過于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為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為事，于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其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于法者眾，雖仁之，適以害之。（朱子語類卷 78大禹謨）”我們還可以從朱熹對秦朝法律的評價上看到他對法家文化的綜合，《朱子語類卷134》中有：“問：‘秦始皇變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變。’”封建法律文化中最為重要的內(nèi)容之一也是君臣關(guān)系及其政權(quán)，對以法家為核心的法律文化并不愿意去改變，并且以不同形式加意發(fā)揮。朱熹的法律思想具體實施中以嚴刑為主。嚴刑峻法的主張與韓非基本一致。韓非說：“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罪行寬惠，是利奸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 (韓非子·難二)》他認為輕刑“既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為輕刑以誘之，使得以肆其兇暴于人，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伸其冤，而奸民之犯于有司者，且將日以益 眾，亦非圣人匡直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 大學衍義補總論·制刑主義.引朱子語）朱熹也認為，　　　 “劫盜殺人者，人多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為無辜，是知為盜賊計，而不為良民地也。”（朱子語類卷110）為劫盜殺人者求生，而不念被殺之人的無辜，這就是為盜賊盤算，而不為善良之人著想了。朱熹對于法家思想中有利于維護君主專制的東西是極力吸取，并加以改造。韓非說：“治民無常，唯法為治。”而朱熹則主張原情原心而靈活地加以處罰。他說：“若如酒稅、偽會子及饑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朱子語類卷110 ），使思想更具有靈活性于可操作性。

　　2、融合宋儒之學

　　對于宋儒之學錢穆有深刻的闡述，最為詳明，他認為：其學術(shù)門徑，則轉(zhuǎn)極開闊，能向多方面發(fā)展，不儒漢唐儒之單純。一是政事治平之學。宋儒多能議政，又能從大處著眼，最著者，如范仲淹之十事疏，王安石之萬言書，引起了慶歷熙寧兩番變法。其次曰經(jīng)史之學，此與政事治平之學相表里。宋儒經(jīng)學則多能于每一經(jīng)之大義上發(fā)揮，尤著者，如胡瑗蘇湖設教，分立經(jīng)義治事兩齋。胡瑗之于《易》與《洪范》，孫復之于《春秋》，李覯之于《周官》，此等皆元氣磅礴，務大體，發(fā)新義，不規(guī)規(guī)于訓詁章句，不得以經(jīng)儒經(jīng)生之。又其次曰文章子集之學。(朱子學提綱P23)朱熹折衷融合宋儒之學，宋儒思想及學術(shù)成為朱熹法律思想的重要淵源。

　　對宋儒的思想朱熹既有吸收又有揚棄，使之思想更加精邃。朱熹在其文稿及語類中存有大量評述王安石、司馬光、歐陽修及蘇軾等宋儒之詞。朱熹評說道：“問：‘東坡于韓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得高妙處。只是說佛，其他處又皆粗。’又問：‘歐公如何？’曰：‘淺！’久之，又曰：‘大概皆以問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是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功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東坡當初議論亦要變法，后來皆改了”，認為蘇軾《刑賞論》“悉舉而歸之仁義”，“大意好，然意闊疏，說不甚透。只似刑賞全不奈人何相似，須是依本文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作主意。” ，王安石“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為不是 ，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jié)。”“法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人杰云‘荊公保甲行于畿甸，其始同咈人情，元祐諸公盡罷之，卻是壞了已成之法。’曰：‘固是。’”（語類130本朝四）朱熹雖然是對蘇軾等宋儒有否定之詞，但也從中不乏看出朱熹對他們思想的研究。對于王安石變法中一些合理的舉措加以借鑒，取慶歷方田為經(jīng)界，取青苗為社倉之法。

　　3、折衷融合兩宋理學

　　朱子集理學之大成，折衷融合北宋以來理學思想精髓。元朝北方大儒劉因就認為：“邵（雍），至大也；周（敦頤），至精也；程（二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元史.本傳）朱熹發(fā)揮折衷了周子張載二程之人性論，以人性分天命之性御氣質(zhì)之性，較惟完備地解決了自先秦以來對性善惡的爭議問題，其理論是融合了《中庸》《孟子》的“天命之謂性”、告子的“生之謂性”及張載的“氣質(zhì)之性”合理內(nèi)核，同時發(fā)揮融合了二程思想，進一步完善了天理人欲論，提出“明天理、滅私欲”，以此作為社會道德倫理規(guī)范極大地豐富和發(fā)展了傳統(tǒng)儒家尤其是宋以來理學大師的人性學說。錢穆《朱子學提綱》總結(jié)說：

　　“朱子始為《太極圖說》〉與《孟子》作解，濂溪著作，一一加以整理發(fā)明，又為稽考其生平，雖小節(jié)不遺，使后世重知濂溪其人始末，與其學之蘊奧，惟朱子之。至其確定周程傳統(tǒng)，雖發(fā)于五鋒，亦成于朱子。朱子又極推橫渠。……后人北宋理學，必兼舉周張二程，然此事之論定，實由朱子。朱子于北宋理學，不僅匯通周張二程四家，使之會歸合一。又擴大其范圍，及于邵雍堯夫，司馬光君實兩人，特作六先生畫像贊，以康節(jié)涑水與周張二程并舉齊尊。…..朱子雖為理學大師，其名字與濂溪橫渠明道伊川并重，后人稱濂洛觀閩，然朱子之理學疆境，實較北宋四家遠為開闊，稱之為集北宋理學之大成，朱子決無愧色。”（朱子學提綱,三聯(lián)書社2002年）

三、朱子之學有補治道

　　朱熹之學可以滿足“人君治天下”的政治要求，康熙皇帝認為朱子之學“見其窮天地陰陽之蘊，明性命仁義之旨，揭主敬存誠之要，微而律數(shù)之精意。顯而道統(tǒng)之源流，以至君德圣學，政教綱紀，靡不大小皆該，而表里咸貫，洵道學之淵藪，致治之準繩也。”（御制文集第一集19卷）而且朱子之學“體道親切，說理詳明，闡發(fā)圣賢之精微，可施諸政事，驗諸日用，，實裨益于身心性命者，惟有朱子之書，駕乎諸家之上。（康熙幾暇格物篇）”，而那些先秦以來的各種思想，“不偏于刑名，則偏于好尚；不偏于楊墨，則偏于釋道；不偏于辭章，則偏于怪誕：皆不近于王道之純” （御制文集第4集21卷）。況且朱熹一貫重視力行，雖然其具體從正時間相對而言比較短，“然朱子于政事治道之學，可謂于理學中最特出。試觀其壬午、庚子、戊申諸封事，議論光明正大，指陳確切著實、體用兼?zhèn)洌�理事互盡。厝諸北宋諸儒乃及古今名賢大奏議中，斷當在第一流之列。又其在州郡之行政實績，如南康軍之救荒，在漳州之正經(jīng)界，上人其事有成有敗，然精其心果為，于夫強立不反之風，歷代名疆吏施政，其可贊佩，亦不過如此。朱子之理學，固承襲程張，而其經(jīng)學則繼踵北宋諸儒。能涫經(jīng)學理學為一途，則端賴有朱子。” (朱子學提綱P23-24)

　　1、科學理性有補治道

　　朱子之學是具有很強烈的科學理性精神的。仍以〈大學〉為例，《大學》表面上看以“修身”為本,但其最終目的卻是為了治國、平天下,即是以維護封建專制制度為出發(fā)點的。它最大限度地體現(xiàn)了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有利于穩(wěn)定封建統(tǒng)治秩序。是朱熹首先發(fā)現(xiàn)了《大學》的這種能夠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政治功用,所以他對《大學》推崇備至。這也是他把《大學》從《禮記》中抽出并編入《四書》的根本原因。朱熹專門為宋孝宗講《大學》之道:“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格物者窮理之謂也。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惑,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朱熹傳》.宋史[Ｍ].北京:中華書局,1956) 而且從限制和規(guī)范君主行為角度講,儒家法律文化優(yōu)于法家法律文化。

　　朱熹作為學問淵博，“致廣大，盡精微”之大家，在學術(shù)上涉獵范圍極廣，“上至無極太極，下而至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朱子語類卷15），在對自然科中的氣化、宇宙演化結(jié)構(gòu)等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和深入地探討，取得了顯著的自然科學研究成果，這不僅對中國自然科學的發(fā)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它通過將自然科學研究成果與理學思想貫通在一起，推動了理學思想的發(fā)展。朱熹本人較為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使其思想體系中不能不加進一些唯物客觀的因素，包含著科學思辨理性的意義。

　　2、與時俱進創(chuàng)新有補治道

　　美學者陳榮捷先生在《朱子之創(chuàng)新》文中，曾經(jīng)歸納了朱子在六個方面的創(chuàng)新意識：“（1） 確定新儒家之方向；（2）理氣關(guān)系之厘清（3）太極觀念之發(fā)展（4）仁之觀念發(fā)展之極致（5）道統(tǒng)觀念之完 成（6）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四子”（朱子學新論）以權(quán)宜法律思想為例，朱熹強調(diào)的是隨時順理、合宜簡易。這種治道首先是以順理為核心內(nèi)容的，對于法律思想的損益創(chuàng)新，必須把握著天理維持的中心內(nèi)核。對于如三綱五常理的中心是不得隨意損益其詞的。“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扶持個三綱五常而已。”就禮的思想言，“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之禮，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所因，得大體，所損益，謂文物制度，那大體是不得。雖如秦之絕滅先王禮法，然依舊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依舊廢這個不得。”（朱子語類卷24），對其他法律制度，更是應“酌今”。

　　3、簡易世俗致用有補治道　

　　朱熹在談論治道時就提出“立個簡易之法，與民由之，甚好。”（朱子語類.卷108）“若圣賢有作，必須簡易疏通，使見之而易知，推之而易行”（朱子語類.卷84.禮），倡導簡易、世俗、致用的法律思想以實現(xiàn)有補治道。朱熹的《家禮》是對古制的大膽革新，顯示出“從俗、從眾、變通”的精神，所定禮儀與古之禮比較語言簡潔、簡約，禮儀安排實用，便于操作易行；而且因情循俗，使之適應不通等級身份的人，為社會民眾實際實施留下了較大的余地，強化以家族本位為核心宗法意識，肅明傳統(tǒng)家禮，凈化社會風情，對抗三教浸染，立儒規(guī)范，適應了社會三綱五常、人倫教化的需要，對于現(xiàn)實社會具有指導作用。因之，黃干作《書家禮后》中講《家禮》“無非天理之自然，人事之當然，而不可以日缺也。見之明，信之篤，守之固，禮教之行，庶乎有望矣。”宋明之際，從官府道民間，尊從朱熹家禮，“洪武元年 ，令：民間婚娶，并依《朱子家禮》。”（明會要.禮九）至永樂年則“頒《文公家禮》于天下。”（明史.禮一），成為官方正統(tǒng)之禮儀。清代“《家禮》為人家日用不可無之書，”朱彝尊談道：“世之治舉業(yè)者，以言《禮》，非朱子之《家禮》弗敢行也。（道傳錄序）《嘉靖常德府志》說民間百姓“人家喪葬頗依家禮。”《萬歷新昌縣志》也說：“大率用《文公家禮》。”

　　朱熹在實際的法律運用中，將人治與法治相結(jié)合，正君心，嚴吏治，舉賢才，公平慎刑，肯定了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與私人土地占有制相結(jié)合的模式，適應社會發(fā)展的需要，成為維護與鞏固封建專制統(tǒng)治需要的正統(tǒng)思想，他的理學法律思想在中國法律思想史及其政治式上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地位。正因為如此，朱熹的法律思想成為影響與統(tǒng)治中國社會近八百年的宏大的思想體系。

　　作者簡介: 　徐公喜 (1965---)，男，江西鄱陽人，江西上饒師院朱子學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理學法律思想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　　　　　江西上饒334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