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歲的伊淑英走了，她是“沂蒙六姐妹”中最后一個離世的。

　　20世紀90年代，我長時間從事新聞輿論工作，得以與她們有較多打交道的機會。除公方蓮老人過世早我沒見過以外，我與張玉梅、伊廷珍、楊桂英、冀貞蘭、伊淑英這五位都很熟悉。在她們家里吃過煎餅，喝過地瓜粥，聽她們唱過抗戰曲、解放歌。盡管她們的名字和事跡早在1947年就通過《魯中大眾》為根據地的軍民所知曉，但直到20世紀90年代，沂蒙地區在挖掘和弘揚沂蒙精神時，她們才再度被發現，進入更為廣大的公眾視野。

　　1995年麥收時節，我陪同《解放日報》記者第五同再度來到煙莊，找到的第一個“六姐妹”是伊廷珍，我們在她的院子里度過了其樂融融的閑聊時光。我知道她們五姐妹剛從天安門國旗班回來，便問起她們此行的見聞和感受。伊廷珍老人說：“真好！真好！”在當時健在的五位老人中，楊桂英和伊淑英性格相對沉穩，最開朗最活潑的當數伊廷珍了。她在“真好真好”之后的一句話，讓我和第五同都犯了思量。因為她說：“每次到吃飯時間時，就讓我們到一個小房子里先站一下，然后再出來。”這話讓我和第五同很是推敲了一番。五位老人淹沒于平凡的生活中已長達40多年，這次進京也是她們第一次見到礦泉水。我忽然想到，伊廷珍老人所說，應是電梯。樓層面貌相差無幾，她們只以為到一個小房子里站站再出來，實際空間已經發生了變化。我和記者同時會心地笑了。笑過之后，我心里卻難掩心酸。戰爭年代，她們做出了那么大的犧牲，可如今的“好日子”，她們卻還未真正享受到。但她們很知足，仿佛又重新跟組織接上了關系一樣，煥發出了全新的熱情，馬上還要到上海“南京路上好八連”去慰問。

　　后來，市場經濟全面發展，當地企業從中發現了商機，注冊了“六姐妹”品牌煎餅，聘請五位老人做了名譽廠長，并為她們印制了名片。她們一一把名片發給我，我說：“祝賀你們！”仍然是伊廷珍笑得最燦爛，就跟她是真正的廠長一樣。伊淑英老人說：“只要對大家伙有利的事，我們就干。”

　　最后一次去煙莊，是跟一家單位的宣傳干事薛慧中女士一起，我們兩人傍在伊淑英老人左右，在煙莊的巷子里邊走邊談。隨行的攝影記者留下了這幅畫面。我與五位老人都有合影，與伊廷珍老人在她家院子里長聊的照片，曾發在當年《農村大世界》雜志上。這些照片，我如今手頭上都沒能留下來，留下來的只有跟伊淑英老人的這一張。那天，我們在街口的碾盤上坐下來，又一次談起過往。伊淑英老人拉起褲管，讓我們看她當年搓麻繩搓傷了的腿。當年，抽調山東部隊去東北，新四軍軍部北移臨沂，帶過來的大多是南方兵，大多是穿著草鞋來的，在山路上一磨就破碎了，好多戰士的腳被山石扎破。一個個赤腳打仗的戰士，讓“六姐妹”看著心疼。她們便動員全村婦女為他們趕制鞋子。伊淑英老人說：“一只鞋底就要納120行，一行要過30多針，每針都要經過錐眼、穿線、走線、拉緊幾道工序。姐妹們不分白天黑夜地做，胳膊和大腿都磨起了泡、出了血，手指也變了形。”

　　后來有個粗略統計，僅在萊蕪戰役和孟良崮戰役期間，煙莊村的鄉親們在“六姐妹”的組織下，就為部隊烙煎餅7.5萬公斤，籌集軍馬草料1.5萬公斤，洗軍衣8500多件，做軍鞋500多雙。誰敢說國民黨精銳部隊整編七十四師的覆滅，沒有她們的功勞呢！誰敢說整個華東戰局的扭轉和解放戰爭的反攻，沒有她們的貢獻呢！

　　據冀貞蘭老人回憶，“沂蒙六姐妹”這一稱謂，是當年陳毅元帥親自給起的。冀貞蘭老人說：“他騎一匹馬過來，打著綁腿，不知道他是誰，看上去很和藹的一個人。匆匆忙忙的，快要打仗了。他問完我們的情況后，笑著說我給你們起個名字吧，叫大嫂吧你們還有沒結婚的呢，叫大姐吧還有結了婚的，干脆就叫你們沂蒙六姐妹吧？”直到很多年后，冀貞蘭老人在孟良崮戰役紀念館里看到陳毅的照片時，覺得面熟，身旁的人告訴她，那就是陳毅。

　　從戰火硝煙中走來的“沂蒙六姐妹”，一直沒有停止過擁軍的腳步，她們做的鞋墊，一雙雙被送到邊防哨所。1998年長江流域發生特大洪災，2008年汶川地震，幾位老人在生活并不寬裕的情況下紛紛捐款捐物。她們發動兒媳、孫女晝夜加工“千層底”，寄往抗震救災一線的子弟兵。

　　聽記者說，伊淑英老人在去世前反復叮囑：“入黨的時候就說了，要聽黨的話。今天的好日子來之不易，那么多人犧牲，為了革命他們付出了一切，得讓年輕人記住這些過去的事。”

　　“六姐妹”們已經遠去了，好在電影《沂蒙六姐妹》記錄下了她們的事跡，“沂蒙六姐妹紀念館”留下了她們寶貴的影像。當年，她們以柔弱的身軀參與到了一個偉大時代的歷史進程之中，為我們留下了值得永遠秉持的精神和永遠葆有的敬意。

　　“沂蒙六姐妹”是永遠的姐妹，也是后輩人永恒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