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十九大對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特征作出的重大判斷。

　　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速度還重要不重要？高質量發展階段，又該追求什么樣的速度？

　　在當前穩增長的關鍵時期，澄清、解決上述問題，意義尤其重大。

　　壹｜高質量發展堅持“質量優先、效益第一”，但絕非完全不要經濟增速，更不能把“淡化經濟增速”當做不擔當、不作為的借口

　　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符合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

　　淡化速度情結、適當下調經濟增長目標，追求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既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選擇，也是遵循經濟規律、適應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主動選擇。

　　但不過度追求高速增長，并不意味著完全不要經濟增長速度。淡化不是拋棄，更不能錯誤地將低速度與高質量畫等號。相反，高質量發展首先要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速，要以適度的經濟增長為前提和基礎。

　　經濟發展，既包括增長速度，也包括結構優化，應是兩者的辯證統一體。不同發展時期和發展階段，側重點會有所不同，有時以增長速度為主，有時以結構優化為主，有時兩者并重。

　　過去，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產力落后”，因此發展的主要任務是解決“有沒有”“缺不缺”的問題，這一階段的發展形態就主要表現為數量上的高速增長。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從“物質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表明經濟發展要從解決“有沒有”“缺不缺”問題，轉變到解決“好不好”“優不優”問題。同時，高速增長階段帶來的環境惡化、產能過剩、貧富差距拉大等負作用，也需要通過更平衡、更充分的發展加以解決。

　　種種因素作用下，對經濟發展的數量要求在下降，對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要求則不斷上升，當到達一定臨界狀態后，發展階段就從高速增長轉向了高質量發展。

　　但高質量發展首先要有發展，優質供給首先要有供給。

　　從經濟學上看，經濟發展的本質是全社會所生產和消費的有用產品的增加。過去，產品供給數量不足，經濟發展通過高速增長來滿足。現在的問題是，產品供給質量不高，產量巨大而價值量不大。這是結構性問題，因此我們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減少無效供給和增加優質供給是同時進行的，社會總產品的數量可能沒有太大變化，但優質供給對于無效供給的替代，會帶來價值量的巨大增長，表現在宏觀數據上，就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繼續以一定的速度增長。

　　換句話說，經濟發展的質量要求和速度要求，是辯證統一的。沒有一定水平的經濟增長作支撐，高質量發展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同時，保持必要的經濟增速，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也是做好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保穩定等工作的現實需要。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還未完全實現，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民生改善、社會保障、環境治理等任務艱巨繁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更是任重道遠，這些都需要一定速度的經濟增長來提供堅實基礎。

　　各地在制定年度增速目標的時候，已經充分考慮了外部環境變化和自身發展實際，為轉方式調結構、新舊動能轉換留出了彈性空間，因此一定要堅定信心、保持定力，勇于擔當、攻堅克難，努力完成既定目標和發展任務。

　　貳｜不應片面強調外部條件和客觀因素的影響，動輒歸因于國際局勢、國內形勢，而應積極主動作為，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

　　當前，一些地方在推動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松氣歇腳的不良傾向，概括起來，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是在思想上存在錯誤認識。

　　一些同志對高質量發展作出片面理解，認為高質量就是只要質量、不要速度。

　　經濟高速增長階段，“唯GDP論”曾造成一些地方以犧牲資源環境、人民健康為代價，來換取一時經濟增長的錯誤做法，給地方發展帶來嚴重后患。我們強調“不唯GDP”，就是要堅決杜絕帶血的、帶污染的、帶水分的GDP，徹底放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走高質量發展道路。

　　但突出高質量導向，絕非完全不要速度。我們不片面追求增長速度，但必須堅持穩中求進，在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前提下，追求更高質量、更高效益的發展。

　　俗話說：“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敗。”如果一開始就在思想上埋下了“經濟增速不重要”的種子，自我放松對實現既定發展目標的要求和責任，遇到困難就自我減壓，或者以“正風肅紀”“環保太嚴”等為擋箭牌，不作為、慢作為，那就很有可能造成經濟增長的大幅、過快放緩，不但給各方面工作和全局工作造成困難，而且再想扭轉趨勢就會變得加倍艱難。

　　其次是在行動上，片面夸大客觀因素的作用，而忽視了主觀能動性的發揮。

　　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外部環境總體趨緊與國內經濟下行態勢的雙重壓力，這是客觀事實，是我們開展經濟工作的不利因素。

　　但在現實中，一些領導干部片面強調外部條件和客觀因素的影響，動輒歸因于國際局勢、國內形勢，而缺乏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的決心和行動。困難面前，不是迎難而上、積極作為，而是畏縮不前、得過且過，認為再怎么努力也抵不過大勢，索性把頭埋進沙子當鴕鳥。

　　在經濟面臨諸多下行壓力、內外部不確定性因素增多的情勢下，中央近年來推出一系列強有力的“逆周期調節”舉措，如大規模減稅降費、提前下撥部分地方專項債額度、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進一步簡政放權、擴大開放等，以緩解下行壓力、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各級領導干部也應加大自身的“逆周期調節”力度，越是困難時期，越應鼓足戰勝困難的決心和勇氣，以積極有效作為，對抗經濟下行壓力；以“逆流而上”的扎實行動，實現內外部因素的共同改善。

　　最后是在考核上，由“GDP獨大”到高質量發展績效考核機制的科學轉變，尚有待實現。

　　過去以GDP為中心的考核方式，確實存在很多弊端，如過于急功近利、經濟數據“注水”、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等。高質量發展導向確立后，一些省份開始探索取消某些縣（市、區）的GDP考核。尤其是《全國及各地區主體功能區規劃》發布后，很多被列入“限制開發”的農產品主產區和重點生態功能區，紛紛取消了GDP考核。

　　但全面取消GDP考核，或者完全不要GDP增長目標，則只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考核是指揮棒、風向標，全面取消GDP考核，地方將沒有任何責任和動力去推動經濟發展、加快改革創新。因此，強調“不簡單以GDP論英雄”，絕不等于完全不要GDP考核、不要經濟發展。當務之急是，應盡快建立完善高質量發展的量化考核機制。

　　高質量發展的考核方式，將從“GDP獨大”轉變為綜合考核、多元評價。同時，高質量發展的考核將更多考慮區域差異和地方實際，該側重經濟效益的就側重經濟效益，該側重社會效益的就側重社會效益，該側重生態效益的就側重生態效益。這有利于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同時也促使各地走出符合自身實際的高質量發展路子。

　　但對于承擔經濟發展任務的地區、部門，則“該壓的擔子必須壓上”。經濟增速、產業發展、項目推進等，必須在考核中占有適當的比重，通過考核倒逼作用，壓實經濟發展責任。

　　叁｜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們依然需要葆有速度意識。這個速度不是單一GDP增速，而是有著更全面更科學更豐富內涵的速度

　　事實上，不只是GDP增速有快慢，即使以高質量發展作為衡量標準，同樣有快有慢，有先進、有落后：有先進地區、有落后地區，有先進個人、有落后個人。

　　因此，高質量發展階段，每個地區、每個人，依然要葆有速度意識、比拼意識，不追求單一GDP增速，而要比誰的思想認識轉變得更快、誰的營商環境改善得更快、誰的制度創新突破得更快、誰的新舊動能轉換得更快、誰的全面發展推進得更快。既跟自己過去比“絕對速度”，又跟其他地區、其他部門比“相對速度”。

　　思想認識轉變的速度要更快。一方面要解決一些干部思想中的畏難消極情緒，另一方面要根治不作為、慢作為的放松懈怠現象。要堅持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全面正確認識高質量發展的內涵、要求，增強戰勝一切困難挑戰的決心信心；要學懂弄通做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用以指導高質量發展的具體實踐。要嚴管厚愛并重，正向激勵與負面懲戒相結合，推動干部擔當作為。對敢闖敢試、大膽創新、干事創業、狠抓落實的干部，要大膽使用、表彰獎勵；對不擔當、不作為、不抓落實、貽誤發展的干部，要不換思想就換人、不見行動就問責，通過創新考核機制和監督機制，使干部思想上緊張起來、工作上行動起來。

　　營商環境改善的速度要更快。目前各地已展開營商環境競賽，從最多跑一次、最多跑半次到一次都不跑，營商環境的比拼愈演愈烈。對此，我們一定要有緊迫意識，既跟自己過去比，更要跟其他同等地區比。要及時跟蹤國內外營商環境方面的創新舉措，學習借鑒、靈活采用先進地區的先進經驗。要樹立市場意識。創新企業、優質項目、高端人才，都是市場中的稀缺資源，一家有女百家求，國內各地都在搶，關鍵是我們能提供什么。對此，一定要聚焦企業需求、人才需求，大膽推進制度創新、有的放矢改善營商環境。要樹立精準意識。推進招商引資，要立足本地基礎、本地優勢，最好是圍繞產業鏈上下游、有針對性地去招引，不能不顧實際，“撿到籃子里就是菜”，那樣很可能既招不來、也留不住。

　　制度創新突破的速度要更快。管理學上有句名言：“制度管人，流程管事。”去年以來，我們在有效制度供給、無效制度清理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各式各樣繁瑣過時的審批、程序等，被廢除或簡化，“一次辦好”改革深入推進，整體制度環境有了很大改善。但再好的制度，最終都要靠人來執行。制度調整過程中，不可避免會觸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同時，制度條文的解釋、運用、實施，都需要具體的人來執行。這種情況下，制度運行的效率、效果，就難免會受到影響，就可能造成落實中的“腸梗阻”問題。這就需要“流程管事”，通過流程再造，梳理整條辦事流程、清理堵點痛點難點、重構重塑工作流程，使制度創新發揮最大效用。未來，我們要繼續加大制度創新和流程再造力度，不斷提高行政審批、企業辦事、項目落地等一切事項的運行效率。

　　新舊動能轉換的速度要更快。當前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正處于騰籠換鳥的“空籠期”、鳳凰浴火的“陣痛期”。爬坡過坎，再陡的坡也得爬，再高的坎也得邁。任務和進程一定的情況下，我們只能加快行進速度，盡量縮短“空籠期”的長度、降低“陣痛期”的烈度。需要注意的是，新舊動能轉換要注意把握節奏和力度。要加強統籌協調，正確處理發展、環保、安全之間的關系；新舊動能接續轉換要穩步推進，防止動能不繼，造成失速。當前尤其要重視改造提升傳統動能。新動能成長壯大需要一個過程，山東是制造業大省，通過技術改造、品牌打造，推動產業鏈和價值鏈向中高端躍升，可以迅速提升傳統產業的競爭力和含金量。我們既追求“無中生有”，也追求“有中生優”，絕不“喜新厭舊”，更不能“另起爐灶”。

　　推進全面發展的速度要更快。落實高質量發展要求，必須強化辯證思維和系統思維，不能片面、孤立、靜止地看待問題。現實中，一些人認為，經濟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之間存在非此即彼、不可調和的矛盾。其實，生態文明建設得好，人居環境就好，人的健康品質就有保障，自然資源的再生能力也會更強，經濟發展更可持續，未來發展的空間就會更大、后勁就會更足；同時，經濟發展又能為生態保護、環境治理提供堅實物質保障。還有人認為，社會保障、民生改善、脫貧攻堅等都是負擔，是對經濟發展的拖累。其實，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源泉。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費能力就會更強，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正在越來越大；經濟發展反過來又為增進民生福祉提供支撐。因此，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們一定不能孤立地就環保抓環保、就發展抓發展、就民生抓民生：一說抓環保，就一刀切，簡單粗暴地一關了之；一說抓經濟，就蘿卜快了不洗泥，對污染項目、落后產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或者制定脫離經濟發展水平的民生改善目標，而必須更加重視統籌兼顧、協同推進，辯證、系統地看待和處理發展過程中的各種復雜關系，努力推動發展向著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堅實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