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聰

　　直播間內，仿冒奧運冠軍聲音進行帶貨；社交平臺上，冒用影視明星形象開展互動，欺騙網友情感；突發事件中，偽造所謂“受害者”照片并肆意傳播，助推謠言擴散……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加速迭代，音頻、視頻、圖像等內容生成效果日趨逼真，在拓展應用場景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容忽視的治理挑戰。

　　截至2024年，我國生成式人工智能產品的用戶規模已達2.49億人，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呈現跨平臺化和跨境傳播特征。同時，人工智能生成內容易于被批量篡改和重組，源頭不易找，追溯難度大。違法違規的人工智能生成內容迅速蔓延，不僅侵害個體權益，也擾亂網絡秩序，必須高度重視。

　　前不久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內容標識辦法》規定，對生成合成內容要添加顯式標識，也要在文件元數據中添加隱式標識。這有助于實現對用戶的提示警示，同時為內容溯源與責任認定提供技術保障。辦法的施行，對提升我國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監管制度”。近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互聯網信息服務深度合成管理規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等法律法規的出臺，為人工智能的有效監管奠定了基礎。然而，技術發展日新月異，規則具有滯后性，二者不可避免存在時間差。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如何因時而變，避免“刻舟求劍”，值得深入探討。

　　法治具有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在立法確定的治理框架下，司法通過個案裁判和司法解釋細化立法原則，填補規則漏洞，能實現對技術進步的能動回應。

　　比如，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發布反壟斷民事訴訟司法解釋，對互聯網平臺通過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予以依法規制。實踐證明，充分發揮司法職能作用，在明確行為性質、劃分責任義務等方面完善規則制度，才能有效抑制技術發展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確保“智能向善”。

　　技術每前進一步，治理就要跟進一步，但過度監管又會扼殺創新活力。對人工智能的治理與監管，必須統籌發展和安全，既明確相關主體行為邊界，也為創新與探索留足空間。

　　比如，北京建立人工智能監管沙盒機制，該機制探索弱版權保護政策和風險補償規則，降低數據安全隱患，減少數據流通中的合規成本，有助于加快推動人工智能產業化應用。這啟示我們，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對經營主體開展審慎監管和柔性治理，給予實驗性項目適當容錯空間，有助于破解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治理困局，在規范中釋放產業發展活力。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握人工智能發展趨勢和規律，加緊制定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政策制度、應用規范、倫理準則”。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不是簡單的“管住就行”，而是要讓技術在制度的“土壤”里更為茁壯地生長。

　　面向未來，唯有完善規則體系、強化倫理約束、提升治理效能，方能推動人工智能更好賦能千行百業，讓廣大人民共享技術發展帶來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