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7月14日電　在所謂“南海仲裁案裁決”出臺十年之際，日本的表現格外值得警惕。

　　日本跟風參與美國、菲律賓等國發表的所謂“紀念南海仲裁案裁決”十年聯合聲明；外務大臣茂木敏充公然為非法“裁決”張目，攻擊指責中國合法主張，妄稱日本是南海事務的“利益攸關方”。

　　一個域外國家，何以在此節點賣力翻炒一紙非法無效且沒有拘束力的所謂“裁決”？答案當然不是其所謂的“維護國際法治”，而是在借題攪局，亦企圖借南海問題打開海外軍事擴張的新通道。

7月8日，海警海陵艦（上）與大吉艦在南海黃巖島海域進行人員物資過駁作業（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王鵬攝

　　高市早苗政府上臺以來，日本更加明目張膽地介入南海事務。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聯合軍演中，日本首次大規模派遣作戰人員，甚至二戰后首次在菲律賓發射進攻型導彈。從向菲律賓兜售護衛艦等殺傷性武器，到簽署日菲《互惠準入協定》和《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并啟動《軍事情報保護協定》談判，日本欲借菲律賓這個“跳板”，步步推進其軍事力量向海外實質性擴張的圖謀昭然若揭。

　　這些動向勾勒出日本介入南海的危險路徑：以日菲勾連為依托，把日本西南方向的軍事活動半徑由本土周邊向南海延伸；以武器裝備、聯合演訓和協定安排為抓手，逐步設置海外行動所需的通道、支點和機制；再將域外軍事介入包裝成對所謂“地區安全”和“規則秩序”的“貢獻”。如此這般，日本便可推動海外軍事活動從臨時參與走向常態部署，進而從實質上突破日本憲法、國際法規制和“專守防衛”等原則。

　　拓展自衛隊海外活動需要借口，所謂“南海仲裁案裁決”就成了日本的趁手工具。日本之所以賣力翻炒這份非法“裁決”，正因為它提供了一套現成話術：把中國抹黑成“不守規則的一方”，為域外勢力介入南海制造“必要性”；把日本這個非當事國包裝成“利益攸關方”，為其介入南海事務賦予“正當性”；把不斷加碼的日菲軍事合作，涂抹成維護“航行自由”和“地區穩定”的舉措，以此消解國際社會對其軍事擴張的輿論壓力。

　　事實上，所謂“南海仲裁案”從一開始就毫無公正可言。早在十年前，這份所謂“裁決”是由時任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的日本籍法官柳井俊二一手操辦組織的一個臨時仲裁庭作出。柳井俊二曾任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駐美大使，更是前首相安倍晉三設立的“安全保障法制基礎再構筑懇談會”會長，一直協助安倍解禁集體自衛權。由這樣一個“右翼鷹派”主導“仲裁員”指派等相關程序，所謂“裁決”的客觀、公正與合法性從一開始就蕩然無存。日本外務省中國課前課長淺井基文就曾直言不諱指出，所謂的“仲裁庭”正是柳井在考量安倍政權意向的基礎上搭建的。

5月23日，中國海警東安艦的兩艘小艇在南海仙賓礁附近停靠（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張睿攝

　　審視日本在南海種種危險動向，不能忽視其對外侵略擴張歷史。早在19世紀末，日本軍國主義便將貪婪的目光投向南海。二戰期間，日本更是將其作為“南進”的重要戰略支點，悍然侵占中國西沙、南沙群島，給中國和地區國家帶來深重災難。戰后，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法文件，被日本竊取的中國領土包括南海諸島在內，均從法律和事實上歸還中國。現在，日本打著所謂“利益攸關方”旗號再次介入南海事務，其“再軍事化”野心令人警惕。

　　通過搞法理操弄、同盟捆綁、軍事擴張，日本在南海問題上步步加碼，折射出的正是其右翼勢力不斷松動戰后體制、謀求復活軍國主義的危險舉動。

　　南海不是日本謀求軍事擴張的試驗場，更不是其重溫軍國主義舊夢的突破口。任何拉攏外部勢力制造地緣對抗、挑戰戰后國際秩序、破壞南海和平穩定的險惡用心，在中國堅定捍衛自身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決心面前，在亞洲人民維護和平發展的共同意愿、國際社會堅守公平正義的強大力量面前，絕不可能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