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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進入了火熱的臨戰狀態，將于11月1日零時正式開始。本次人口普查前后將歷時3年，需要600多萬名普查指導員和普查員，社會各界投入的人財物力及時間成本甚巨，堪稱“和平時期最大的社會動員”。
《國務院關于開展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通知》規定，人口普查所需經費，由中央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共同負擔，并列入相應年度的財政預算。據悉，中央財政為此投入近7億元。在地方，以北京為例，市級財政投入2.9億元，各區縣政府投入3億元，總計投入將近6億元。以此估算，全國各級政府在人口普查一項上投入不會是一個小數目。
在公眾對公共財政、民生財政的認識愈加清醒的背景下，巨額的人財物投入換來的統計數據，將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人民日常生活產生怎樣的影響？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的難度究竟有多大？怎樣提高數據的準確性、確保真實性？一系列熱點問題正引發公眾越來越多的關注。
數據真實性迎挑戰
與2000年的“五普”相比，經過10年的飛速發展，城市化、社會流動和社會分層加劇、利益多元化、社會心理變化，都給此次人口普查帶來了更大的難度。
其一，人口流動的規模、范圍、頻率都在增加。“與‘五普’相比，全國流動人口增加了5000萬以上。”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新聞發言人、發展規劃司司長于學軍說。北京市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顧兗州則預計，北京的流動人口大概比“五普”時翻了一番。居住地和工作崗位不穩定，是流動人口的最大特點，入戶面訪難度很大，不易查準。
其二，人戶分離現象非常嚴重，即人口的戶籍登記地和居住地是分離的。國家統計局人口與就業統計司司長馮乃林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一般城市人戶分離大概占到了30%到40%，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占到了50%以上。“這導致入戶普查時容易‘漏人’。”顧兗州說。
其三，城市化、動遷、行政區劃改革，影響查準人數。以北京為例，今年納入市政府拆遷的城鄉接合部就有50個村，各區縣政府還有一批拆遷村，拆遷力度明顯加大。“按照現行拆遷政策，在安置之前一般要有2～3年的租房期，居民分散居住，影響普查數據準確性。”顧兗州介紹說。
其四，居民隱私觀念增強，配合程度有所降低。這在顧兗州看來是人口普查最大的難點。“六普”的普查內容包括姓名、性別、年齡、民族、戶口登記狀況、受教育程度、行業、遷移流動、社會保障、婚姻、生育、死亡、住房情況等。普查員入戶持三類表格：短表、長表和外籍人員登記表、死亡登記表。其中短表需要填寫18項，長表需要填寫35項。
“特別是在一些特殊地區如高檔社區，名人、外地人、境外人口多，入戶難度更大。” 顧兗州表示，“住房幾居室，有沒有獨立衛生間、抽水馬桶等都要記錄。現在商業調查比較多且不規范，這使得居民對入戶調查較為警惕，出于保護個人和家庭隱私的顧慮，一些居民不愿意透露實情。”
其五，瞞報人口問題。“個別地方確實存在故意瞞報或多報人口數量的問題。”于學軍說，“低齡人口，特別是學齡前人口不及時進行戶口登記、新生嬰兒死亡不及時申報，以及老年人口死亡后戶口未能及時注銷等，是難點問題。”
這些難點給此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的準確性、真實性提出了嚴峻挑戰。于學軍指出，目前正值“十二五”規劃的編制工作期間，迫切需要全面、客觀、可靠的數據支撐。“但我還是要強調，由于主客觀原因，普查數據質量不容樂觀。這就要求我們既要看普查登記的結果，也要對普查的數據進行客觀分析，力求全面真實反映實際情況。”
“像辦奧運那樣搞人口普查”
曾參加過1990年、2000年兩次人口普查的顧兗州，已有20年的人口普查經驗。在他看來，搞好人口普查有四個要點。
一是政府高度重視、各部門形成合力。人口普查雖是統計部門牽頭，卻需要公安、民政、計生、市政市容、教育、衛生、住房與建設等多部門協調聯動。今年北京市參與人口普查的部門就多達37個。
“我們的政府具有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2008年我們成功舉辦了奧運會，如果我們能夠像辦奧運那樣搞人口普查，就一定能夠成功。”顧兗州說。
“搞準全國人口信息，應強調做好各部門日常的人口統計工作。特別是要打破部門界限，實行政府相關部門間的人口信息交流共享制度，充分開發和利用不同部門收集的人口信息，按照一定的規范和程序，互相校驗、對比、補充，以便提高人口數據質量，提高政府效能，提高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決策的準確性。”于學軍認為，這一點在技術上并不難實現，關鍵是部門間的協調與合作。
二是有科學合理的普查方案。這次普查國務院制訂了1個總體方案、12條細則，并頒布了第一部《全國人口普查條例》，對普查的每個方面都作出了明確規定和要求。
三是有一支能打硬仗、責任心強、吃苦耐勞的普查員隊伍。今年北京、上海兩地分別組織了10萬人的龐大普查員隊伍。與以往的抽調方式不同，這些普查員幾乎都是聘用人員，需要培訓、簽訂勞動合同、上保險，北京的人口普查員月均收入不低于1500元。“我們在人力上的投入占到全部資金投入的60%，而以往這一塊的支出是很少的。”顧兗州對記者說。
四是保障手段要跟上，經費、宣傳、信息化技術、法律保障都要到位。
據《瞭望》
《國務院關于開展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通知》規定，人口普查所需經費，由中央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共同負擔，并列入相應年度的財政預算。據悉，中央財政為此投入近7億元。在地方，以北京為例，市級財政投入2.9億元，各區縣政府投入3億元，總計投入將近6億元。以此估算，全國各級政府在人口普查一項上投入不會是一個小數目。
在公眾對公共財政、民生財政的認識愈加清醒的背景下，巨額的人財物投入換來的統計數據，將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人民日常生活產生怎樣的影響？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的難度究竟有多大？怎樣提高數據的準確性、確保真實性？一系列熱點問題正引發公眾越來越多的關注。
數據真實性迎挑戰
與2000年的“五普”相比，經過10年的飛速發展，城市化、社會流動和社會分層加劇、利益多元化、社會心理變化，都給此次人口普查帶來了更大的難度。
其一，人口流動的規模、范圍、頻率都在增加。“與‘五普’相比，全國流動人口增加了5000萬以上。”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新聞發言人、發展規劃司司長于學軍說。北京市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顧兗州則預計，北京的流動人口大概比“五普”時翻了一番。居住地和工作崗位不穩定，是流動人口的最大特點，入戶面訪難度很大，不易查準。
其二，人戶分離現象非常嚴重，即人口的戶籍登記地和居住地是分離的。國家統計局人口與就業統計司司長馮乃林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一般城市人戶分離大概占到了30%到40%，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占到了50%以上。“這導致入戶普查時容易‘漏人’。”顧兗州說。
其三，城市化、動遷、行政區劃改革，影響查準人數。以北京為例，今年納入市政府拆遷的城鄉接合部就有50個村，各區縣政府還有一批拆遷村，拆遷力度明顯加大。“按照現行拆遷政策，在安置之前一般要有2～3年的租房期，居民分散居住，影響普查數據準確性。”顧兗州介紹說。
其四，居民隱私觀念增強，配合程度有所降低。這在顧兗州看來是人口普查最大的難點。“六普”的普查內容包括姓名、性別、年齡、民族、戶口登記狀況、受教育程度、行業、遷移流動、社會保障、婚姻、生育、死亡、住房情況等。普查員入戶持三類表格：短表、長表和外籍人員登記表、死亡登記表。其中短表需要填寫18項，長表需要填寫35項。
“特別是在一些特殊地區如高檔社區，名人、外地人、境外人口多，入戶難度更大。” 顧兗州表示，“住房幾居室，有沒有獨立衛生間、抽水馬桶等都要記錄。現在商業調查比較多且不規范，這使得居民對入戶調查較為警惕，出于保護個人和家庭隱私的顧慮，一些居民不愿意透露實情。”
其五，瞞報人口問題。“個別地方確實存在故意瞞報或多報人口數量的問題。”于學軍說，“低齡人口，特別是學齡前人口不及時進行戶口登記、新生嬰兒死亡不及時申報，以及老年人口死亡后戶口未能及時注銷等，是難點問題。”
這些難點給此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的準確性、真實性提出了嚴峻挑戰。于學軍指出，目前正值“十二五”規劃的編制工作期間，迫切需要全面、客觀、可靠的數據支撐。“但我還是要強調，由于主客觀原因，普查數據質量不容樂觀。這就要求我們既要看普查登記的結果，也要對普查的數據進行客觀分析，力求全面真實反映實際情況。”
“像辦奧運那樣搞人口普查”
曾參加過1990年、2000年兩次人口普查的顧兗州，已有20年的人口普查經驗。在他看來，搞好人口普查有四個要點。
一是政府高度重視、各部門形成合力。人口普查雖是統計部門牽頭，卻需要公安、民政、計生、市政市容、教育、衛生、住房與建設等多部門協調聯動。今年北京市參與人口普查的部門就多達37個。
“我們的政府具有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2008年我們成功舉辦了奧運會，如果我們能夠像辦奧運那樣搞人口普查，就一定能夠成功。”顧兗州說。
“搞準全國人口信息，應強調做好各部門日常的人口統計工作。特別是要打破部門界限，實行政府相關部門間的人口信息交流共享制度，充分開發和利用不同部門收集的人口信息，按照一定的規范和程序，互相校驗、對比、補充，以便提高人口數據質量，提高政府效能，提高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決策的準確性。”于學軍認為，這一點在技術上并不難實現，關鍵是部門間的協調與合作。
二是有科學合理的普查方案。這次普查國務院制訂了1個總體方案、12條細則，并頒布了第一部《全國人口普查條例》，對普查的每個方面都作出了明確規定和要求。
三是有一支能打硬仗、責任心強、吃苦耐勞的普查員隊伍。今年北京、上海兩地分別組織了10萬人的龐大普查員隊伍。與以往的抽調方式不同，這些普查員幾乎都是聘用人員，需要培訓、簽訂勞動合同、上保險，北京的人口普查員月均收入不低于1500元。“我們在人力上的投入占到全部資金投入的60%，而以往這一塊的支出是很少的。”顧兗州對記者說。
四是保障手段要跟上，經費、宣傳、信息化技術、法律保障都要到位。
據《瞭望》
王云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