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大明同志在省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進一步加大對民生的投入，推進涉及民生問題的制度建設。不少代表委員認為，這一制度建設的核心，應是以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為目標，加快政府職能的轉型步伐。

　　隨著民生政治的實施，近年來毫無疑問是我省群眾得到實惠最多的時期。但代表委員們也清醒地看到，當前，無論全國還是我省，在公共服務力度不斷加大的同時，基本公共服務的非均等化問題卻也在日漸突出，并由此使地區間、城鄉之間、不同群體之間在基礎教育、公共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差距拉大，已成為影響和諧社會建設的焦點問題。
　　公共服務不均等，會制約和諧社會的建設。省政協委員鄭汝智對此作了精辟的分析：低收入者對公共服務的需求更甚于高收入者，因為高收入者可以用錢購買這種公共服務，甚至是更好的服務，但我們當前的情況卻恰恰相反，這其實是很危險的。因此，如不及早消除公共服務向有錢人傾斜的問題，我們改革發展的成果將大打折扣。
　　而從經濟社會的良性發展來看，公共服務均等化也迫切需要加大力度。人大代表、章丘市市長畢筱奇結合工作實際談了見解。他認為，政府職責應當符合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需求，如果說曾經的“農村貢獻城市”，在過去的經濟發展階段尚有一定意義的話，那推行城鄉公共產品提供的均等化，已成為保持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章丘近幾年的實踐很有說服力：近三四年，章丘投入了3.5億元，使公共服務“下沉”，取消農業稅、取消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等，都走在了全省前面。投入是很大，但卻換來了城鄉統籌發展和民間投資活力的增強，更在全市形成了心平氣順的社會氛圍。去年章丘城市建設，共拆遷了130萬平方米的民居，卻沒發生一起群體上訪事件。省信訪局還專門在章丘開了現場會推廣經驗。這種政通人和的好局面，正是得益于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充分發揮。
　　省人大代表、蒙陰一中高級教師刁傳梅從另一個角度對此作了分析。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必將越來越意識到，對于弱勢群體公共服務的投入，其實是回報最大的。就拿教育來說，蒙陰2006年底檢查時，初三學生仍有5%—10%的輟學率，2007年春實行補助保障機制后，學生又基本回來了。同樣，2007年秋季實行困難學生生活補助后，職業學校招生一改前些年冷場的局面，普遍較2006年實現翻番。假設沒有這種公共服務的加大，那么多孩子接受不到教育，幾年后都會成為當地的剩余勞動力，而如今卻都有望成為人力資源。因此，公共服務的提供，對整個地區的長遠發展，要比其他任何投資回報更大。
　　很顯然，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要意義，已越來越被人們所公認，近幾年，各級政府也付出了很大努力，但仍沒有對改變公共服務不均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原因何在呢？
　　首先，在于公共產品供給決策機制不規范。省人大代表、山東施爾明眼科醫院院長畢宏生教授指出，目前，我們公共服務供給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決策機制，也就很大程度上根據政績和利益的需要決定公共產品的內容、數量和質量，有的地方往往熱衷于投資見效快、易出政績的短期項目，而面向絕大多數公眾的公共服務，普遍具備“撒芝麻鹽”和見效期長的特點，也就相對更容易被忽略。
　　同時公共政策制定程序上也不夠合理。鄭汝智指出，現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一個突出問題是部門主導，部門利益。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不管是立法機構立法還是行政性法規，一般都由相關部門提出，部門拿出初步方案，在征求若干部門意見或文件會簽時，部門負責同志往往各自站在各自部門的角度來修改相關內容，最終結果很可能是各個部門都能得到關照。這樣，出臺的這個政策容易背離均等化的要求。
　　解鈴還需系鈴人。代表委員一致認為，要推進涉及民生問題的制度建設，體制變革與創新就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省人大代表、高密市市長范福生現身說法。他說，從過去的實踐看，一方面，我國的干部考核體系中，經濟建設等指標比重較大；另一方面，干部業績考核中很難反映老百姓的聲音。因此，要保證公共服務均等化，就必需從人事制度層面著手，建立以公共服務業績為導向的干部人事制度，把公共服務指標納入干部考核體系中，使廣大群眾的評價成為影響干部升遷的重要因素。這方面濰坊的做法就很有啟發意義。自2007年起，濰坊將每年兩次的以經濟發展為主的現場觀摩會，改為上半年以考核公共服務為主，并全面建立公共服務績效評估制度和問責制，在全市掀起了加強公共服務的熱潮。具體到高密市，公共服務“向下沉”的力度可謂前所未有：農村新農合的財政補助由人均40元提高到了60元；城鄉社會保障水平也分別提高到人均2240元和820元；單除氟改水工程一項，去年就投入了1.7億元財力，使54萬農村群眾喝上了跟城里人一樣高標準的自來水，徹底告別了“黃牙”的侵擾——“一年干了從前多少年想干都沒干成的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