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五方之——民之東夷

　　華夷五方格局的形成經歷了春秋、戰國五個多世紀，而文獻中明確以華夏居中，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配合四方的記述，大概出現于戰國。《左傳》昭公十七年，孔子向郯子學習古代官制時曾說：“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這是指四方之夷，而《論語》中未出現“東夷”、“南蠻”等配有方位的民族稱謂。《孟子·梁惠王上》提到“蒞中國而撫四夷”，仍是指四方之夷。《孟子》中雖已出現“東夷”、“南蠻”等稱謂，但在《孟子·盡心下》說：“君好仁，天下無故焉。南面而征北夷怨，東面征而西夷怨。奚為后我！”證實孟子所說“四夷”仍是指四方之夷。

　　《管子·小匡》和《禮記·王制》中關于中國、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五方之民，及其習性、語言、衣服、器用等不同的記載。《管子》為戰國中晚葉齊人追敘，雖依據了管仲相主而霸的事跡與言論，但所指五方之民，方位整齊的觀念，是戰國中晚葉成書時對齊桓公霸業的概括。《禮記》則是西漢中葉學者們依據先秦材料所作。以上征引兩書的記述，說明戰國已出現的五方民族整齊配合的觀念，到西漢得到了確立。

　　華夷五方配合，只是戰國秦漢受華夷大一統思想支配而對五方各族的一種劃分，無論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都只是對一方民族的統稱，并非已形成五大民族集團。同一方位各族未必都屬同一族系，而且具體包括哪些地區的民族，隨著時間推移，也有所不同。本文僅對中先秦中國之四周各民族按方位作一簡要的概括。

第一 東夷

　　一、東夷的起源與分布

　　海岱地區的新石器文化，是大昊、少昊兩大部落集團的文化遺存；而大昊、少昊兩大部落集團，一方面有一部分與來自黃河上游、中游的黃帝部落集團融合，構成華夏民族來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泰山周圍及其以東至海、以南至淮的諸部落，仍按其固有文化傳統發展，即夏商周三代的東夷。先秦文獻中的東夷，專指今山東省及淮河以北那些非華夏方國和部落，即分布在今山東、蘇北、淮北地區。它們的文化直接繼承海岱地區的新石器文化，繼承山東龍山文化發展的岳石文化一般即認為是夏代東夷的文化；它們的族源直接繼承兩昊部落集團，直到春秋時期，在今山東、蘇北、淮北還留存著兩昊苗裔仍稱為東夷的許多方國。但不能反過來簡單地稱海岱地區的新石器文化為“東夷史前文化”，也不能簡單地說兩昊集團就是“東昊部落集團”，因為當時尚未出現夷、夏的區別，而且海岱地區的新石器文化與兩昊部落集團也是華夏民族的重要來源之一。夏與商均與三代的東夷有一部分共同的淵源關系。到秦始皇統一時，三代東夷的苗裔，都已融合于華夏民族之中。

　　夷的族稱，今所見為當時確證的，以甲骨卜辭關于尸（夷）方的記錄為最早；古籍記載則夏代的東方已有眾多夷人的方國部落。《后漢書·東夷傳》說：“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鳳夷、陽夷。”這九種夷都見于古本《竹書紀年》關于夏朝與東方諸夷關系的記載。實際上，“九”

　　僅言其多，不必拘泥于九種。《竹書紀年》所載，夏代還有淮夷、藍夷；《尚書·禹貢》記載兩河之間的冀州有鳥夷（一作島夷，字形近似致誤）；青州在泰山以東至海有嵎夷、萊夷；青州南部至淮河有淮夷；淮南與淮海之間揚州也有鳥夷（一作島夷）。《禹貢》成書于戰國，或亦保存了夏代民族的名稱。

　　甲骨卜辭對于商朝東方與東南方的夷人，寫作“”方和“”“”方。前者像人側立之形，釋為“人方”，后二者均像人蹲踞之形，與夏人危坐不同，釋為“尸方”。甲骨文學界認為作為族稱，兩者都是夷的假借字。然而有的學者認為“人方”指商東南方淮水流域靠海一帶和山東半島靠海一帶；有的學者認為人方與尸方是同一稱謂的不同寫法，都是指商東方與東南方的諸夷。郭沫若先生說：“尸方當即東夷也。征尸方所至之地有淮河流域者，則殷代之尸方乃合山東之島夷與淮夷而言。”

　　西周金文才正式出現了“東夷”的稱謂。在整個西周時期，東方諸夷都是周王朝的勁敵。文獻記載周對東方的戰爭，不同時期出現了東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等不同稱謂，這些稱謂，實際上反映了周王朝不同時期對東方勁敵用不同地理方位概括。西周前后兩三個世紀觀念上的變化，造成了現在研究工作辨析的困難。學術界對西周時期東夷、淮夷、南淮夷到底指哪些地區的部落與方國，有著不同的看法。

　　據張懋镕《西周金文所見東夷、淮夷、南夷、南淮夷比較表》統計，西周早期僅見有“東夷”，周公、成王東征的對象金文中記載都概稱為東夷，而《史記·周本紀》說：“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魯周公世家》說：“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寧淮夷東土。”周公，成王東征雖涉及淮夷，而主要是在山東省境，此為東夷起源的地區，也是夏、商時東方諸夷的核心地區。金文為當時實錄，西周早葉以東夷概稱東方諸夷部落與方國，而淮夷包括即在其中。

　　周公、成王東征以后，今山東省境內的東夷勢力一蹶不振，且周王朝封大公于齊，封周公子魯以鎮東方。到西周中葉淮夷在淮河地區興起，成為東夷中勢力最強的一支。據上引張懋镕的《比較表》第二欄，西周中期金文只見有淮夷，反而不見東夷的記錄。說明成康以后，周王朝與東方諸夷的關系，主要對手是淮夷，因而又以淮夷概稱東方諸夷部落與方國了。文獻記載多為后世追敘，關于周公、成王東征的記載，蓋成于成康以后，所以依周中期的觀念，反以淮夷概稱東夷了。

　　到了西周晚葉，夷王時期《禹鼎》復見淮夷與東夷并舉，而淮夷居前；厲王時器《鐘》又有南夷與東夷并見，而南夷居前。周晚葉的南淮夷、東夷各指哪些地區的部落與方國，可在東夷與西周的關系中去辨析。總之，一直到春秋戰國時期，文獻中關于東夷的軍事活動已涉周雒邑畿甸地區，然而其分布范圍，都沒有超出海岱與淮河流域。

　　秦漢以后的東夷，主要是指先秦的東北夷，又將倭人列于其中，是泛指東方的民族和國家，與先秦東夷在地區與民族等方面，都有明顯的區別。

　　先秦的東北夷，包括肅慎，息慎同音異譯。《史記·五帝本紀》敘述舜時“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在來貢的諸民族中有息慎。《集解》引鄭玄的注解說：“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國語·魯語下》，記述孔子在陳，有隼死于陳侯之庭而身上留著射來的楛矢石砮，于是問孔子。孔子說：“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民之矢也。”并且講述其中出典，是周武王克商，命四方各族進貢方物，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度有一尺多。周王為了以其能招來遠方的美好政績垂法后世，在箭桿上刻了“肅慎氏之貢矢”，分給舜的后裔而封于陳。孔子說：“分異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韋昭注：“肅慎，東北夷之國，故隼之來遠矣。”

　　肅慎的分布，學術界長期有過多種推論。然而古人早已指明肅慎在不咸山（今長白山）之北。《山海經·大荒北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肅慎氏之國。”郭璞注：“今肅慎去遼東三千余里。”郭璞晉人，晉遼東城即今遼寧省遼陽市老城區，晉尺約相當今6 ，當時3000里合今華里1800里左右，明顯已在長白山以北。《三國志·東夷傳》：“挹婁在夫余東北千余里，濱大海。”又說：“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古肅慎之國也。”三國時夫余王城大概還在今吉林市境，其東北晉時千余里，合今華里600 里左右。兩書所記肅慎地理，都相當于今黑龍江省寧安縣附近。《新唐書·渤海傳》說：渤海“以肅慎故地為上京，曰龍泉府”。賈耽《入四夷道城紀》說：渤海上京“臨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肅慎城”，渤海上京遺址即今寧安縣東京城。按文獻記載，肅慎分布在以今牡丹江中游為中心的地區。再證在考古學發現的楛矢石砮及對肅慎人文化遺址得出的判斷，可以肯定肅慎是起源于今牡丹江流域的東北古民族，又是東北與中原王朝發生政治交往最早、源遠流長的古代民族。

　　夫余，又有扶余、鳧臾等異譯。《史記》記述秦漢時的經濟區域說：“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北鄰烏桓、夫余”，而《論衡·吉驗篇》記述夫余立國的傳說：“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故我有娠。’”后產子，即夫余的始祖東明。說明夫余的始祖傳說，也帶有東夷以鳥為上天使者的特點。夫余立國以北流松花江中游平坦地區為中心，其先橐離大概分布在嫩江支流烏裕爾河流域。至于夫余與穢、貊的淵源聯系及其立國經過，文化特點及其后延各族，均見本書第三編第二章第二節。

　　二、東夷與夏商周的關系

　　在黃河流域東西兩大系部落集團中，夏人出自西系，而又融合了東方少昊集團許多部落最早建立國家的一支。在夏代400 余年中，除與有扈氏甘之戰發生在今陜西省關中外，其余未見與西方部落及方國戰爭的記錄。與此相對照，夏與東方的斗爭劇烈得多。夏啟殺后益自立為后（王），傳至太康，即發生了有窮氏

　　后羿“代夏政”的大變革，接著寒浞代羿，前后40 年，少康復國。一直到少康兒子后杼才消滅有窮氏，使夏朝得以鞏固。自后啟至后杼約半個世紀與東夷斗爭，主要是在今山東北部以及河南東北部與河北南部，今山東與河南、河北接壤的地區展開。后杼以下，對東方各部落與方國的征伐及交往，已轉移到泰山以東以南地區，所見“九夷”名稱及其分布已在“東夷的分布”中敘述。到了夏代晚葉，與九夷的關系似有所改善，帝發元年，出現了“諸夷賓于王門，諸夷入舞”的局面。其中可能包括四方之夷，從《竹書紀年》所敘前后聯系看，當主要是東方之夷。關于夏代滅亡，古籍記述夏桀在鳴條之戰失敗以后，奔于南巢，通常以為即到了東夷的地區，今安徽巢縣一帶，可姑備一說；勾踐越國也宣稱越為禹后，大概是與諸夏認同的一種表現。這些都可置疑，有待證實。夏人在夏代及夏朝滅亡以后有一部分東徙，移居于淮河流域、太湖流域乃至杭州灣一帶，卻在考古學上有若干證據。有一部分夏人東漸而化于東夷和百越，當是事實。

　　商人出自黃河流域東西兩大系部落集團中的東系，雖然與夏人一樣是東西的兩大系部落融合的復合型共同體，其與東夷的同源聯系，確對商朝與東夷的關系影響極為深刻。商代人殉、人祭之風淵源于東夷，從甲骨卜辭的記錄看，用為人殉、人牲的主要是羌人。到商的晚葉，卜辭中頗常見征伐人方、尸方的記錄，東夷與商朝也兵戎相見，而且有的記錄說明商對東夷的征伐時間延續較長，規模也較大，遠涉淮河流域。“商人服象，為虐東夷”，“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甚至認為商紂與東夷大規模的戰爭是商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紂克東夷而殞其身”。然而從西周初葉，東夷與商遺裔聯合起來反對周王的情況看，商與東夷的關系還是比較親近的。

　　兩周與東夷的關系，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即周初葉武王至康王時期；周中葉穆王至孝王時期；周末葉夷王至平王東遷以前。

　　大約在公元前11 世紀初葉，周武王聯合800 諸侯及西土各族，經牧野一仗，商紂滅亡。仍封紂子武庚為諸侯，又以周武王之弟管、蔡、霍三叔為“三監”，各據商中心地區的一部以監視武庚。即使是作了如此周密的布置，周武王回到鎬京，仍“自夜不寐”，因為商遺裔和東夷的勢力仍很強大。武王滅商以后兩年

　　即去世，其弟周公輔其子成王，而“三監”心懷不滿，武庚乘機與東夷之大國奄、薄姑等聯合起兵反周。周公于是大舉東征。關于這次東征的對象除商遺裔之外，成王時鑄造的雪鼎，盥鼎銘文都記載的是征伐“東尸”（夷）、“東或”（國）。奄在今山東曲阜縣舊城東，這是少昊集團的中心所在；薄姑在今山東博興縣東南。

　　兩國都淵源干少昊集團，是商代方國，西周初是東夷勢力最大的兩國。據《史記》記載，周武王曾封太公望于營丘，國號齊，正是薄姑的中心地區；封周公于奄，國號魯，正是奄的中心地區。當薄姑與奄起兵反周時，追隨者還有許多其它東夷方國與部落，《孟子·滕文公》說：“周公相武王，誅紂、代奄，三年討其君，

　　滅國者五十。”這五十國大多當在今山東境，此外還有淮夷，分布在淮水地區。根據各種古籍的記載，周公伐奄在成王即位之初，經過三年戰爭才殺了武庚，放逐蔡叔，占領了奄而放逐其君。即使在周公東征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以后，齊大公在營丘立國之初，“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夷也”。經過劇烈的戰

　　斗，齊才得以立國，而且直到春秋，有時萊夷也與齊發生戰爭。周公之子伯禽就封于成，“淮夷，徐戎并興”，使得魯“東郊不開”。《尚書·費誓》說：“公曰：‘人無嘩，聽命，徂茲淮夷，徐戎并興’”，孔《傳》說，這是宣告“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伯禽命令他的士眾準備好武器，糧草，振作士氣，勇往直前，不然“汝則有常刑！”經過戰爭，魯雖然得以立國，成王親政以后，“淮夷、徐夷及奄又叛，王乃大蒐于岐陽，東伐淮夷”。如此大規模征集軍隊，在取得勝利以后，又是大規模賞賜，熔金鑄器為銘慶功，又是作《多方》等多篇文告，可見成王此次征伐東夷，影響之大。經過了這樣幾次反復，今山東境內的東夷不再成為周的勁敵，周的統治鞏固了，東夷地區已經安定，出現了成康時40 余年不用兵刑的局面。

　　到周穆王（約為前976—前922）時，東夷勢力的中心轉移到了淮河流域，以淮夷概稱東夷，而徐最為強大，徐，嬴姓，淵源于少昊以鳥為圖騰的集團，分布在淮水中下游以今泗洪縣附近為中心的地區。《逸周書·作雒解》說：“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叛。”這里“熊”為“嬴”之訛，而“盈”與“嬴”同音通假字。可見成王東征之徐戎為東夷。到穆王時，徐已自稱王：“徐偃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后來穆王與楚國夾擊徐，徐偃王被殺。《都城記》說：“穆王末年，徐君偃好仁義，東夷歸之者四十余國。穆王西巡，聞徐君威德日遠，遣楚襲其不備，大破之，殺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百姓從之者數萬”。徐偃王的故事，古籍記述頗多歧異，大約西周中葉淮夷以徐為最強，經周穆王與楚夾擊而受到嚴重打擊近于歷史事實。直到春秋時，徐仍不失為淮夷群舒當中的煢煢大國。徐偃王“行仁義”，深得東夷之眾，可見其文明水準較高，至今傳世的（徐）王器及國器的青銅鑄造技術與銘文都比較成熟，接近中原諸侯水平，雖為春秋時器，也說明徐的文明發達淵源有自，且傳之久遠。

　　到西周晚葉，東夷的中心更向南移，而今山東省境內的東夷反而追隨于淮夷之后。此時古籍記載仍稱淮夷，而金文稱之為南淮夷，周夷王時，《禹鼎》銘文噩（鄂）侯馭方叛周，“率南淮尸（夷）、東尸，廣伐南或（國），東或”，不僅危及周南境與東境的諸侯，也威脅周的東都雒邑。周動員了西六師、殷八師的力量，才平息下去。宣王時器《兮甲盤》：“王令甲政辭（司）成周四方（資），至于南淮尸（夷）。淮尸（夷）舊我（帛）（賄）人……”據郭沫若先生考證，兮甲即銘文后面提到的兮白（伯）吉甫，亦即《詩·小雅·六月》中的尹吉甫。尹吉甫在打敗獫狁之后，周宣王即派他征收淮夷的貢物，《詩·大雅。江漢》說：“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來求。”《詩序》說：“《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可見與《兮甲盤》所記為同一事件。據統計，西周晚葉金文中南夷凡三見，南淮夷凡六見，而淮夷僅一見。淮夷即南淮夷，可能因其中心轉到淮河以南，同地可能也因其勢力往淮河中上游發展，威脅了周的南國江漢諸姬及蔣、蔡等諸侯對雒邑而言是南淮夷了。南夷既與南淮并見，應是指荊楚而言。西周晚葉，王室衰微，諸侯日強，南方的楚、東南的淮夷成為周室的威脅，然而無論是楚還是東夷都已廣泛接受中原文化的影響而逐漸走上了華化的歷程。

　　三、東夷的華化

　　先秦的東夷，即分布在古河濟之間及泰山以東以南的東夷各部落與方國，到戰國晚葉都已經華化，成為華夏民族的一部分。這個既是分化又是融合的歷史過程，大體可分為夏商、西周、春秋戰國三個主要階段。

　　夏初，后啟與后益爭奪共主地位的斗爭以及從仲康失國到少康復國，中經后羿、寒浞“代夏政”，直到后杼滅有窮氏，前后經歷半個世紀的斗爭，是少昊集團中那些與黃炎集團結成部落聯盟的各部落在部落聯盟向國家過渡過程中的斗爭。這些部落已從東夷中分化出來，加入了華夏雛形形成的行列，成為華夏起源

　　時期東系的重要來源。他們分布在古河濟之間，即今山東省北部與河南省、河北省接壤的地區。在夏代，還有一支從東夷中分化出來加入了華夏雛形形成行列的，就是商族。他們從燕山地區南下，興起于河濟之間，終于造成了代夏而建立中國第二個王朝的基礎，其過程已在華夏雛形的形成一節敘述。在泰山與古濟水流域，形成了以奄與薄姑為中心的各方國。西周初奄與薄姑仍是東夷中的大國，他們是東夷中社會發展水平最接近夏、商的方國，而泰山以東至海，以南至淮的各部落與方國，即夏、商時期的九夷或夷方。

　　西周初既滅奄及薄姑，封魯與齊于其故地。以齊魯為中心，今山東省境內到春秋的只有萊夷沒有完全華化。淮水地區諸夷，為西周東方的勁敵，是西周中、后葉東夷的主體。

　　齊與魯對周圍東夷部落的政策有明顯的區別。齊國的中心地區，據《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述，在薄姑立國以前曾有一支姜姓的西系部落逢伯陵東遷至此。《史記》也說：“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集解》引《呂氏春秋》說是指“東夷之土”。齊的遠古祖先已與東夷發生過較密切的關系。齊“大公至國，修政，

　　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齊采取了文化禮俗兼容并包、經濟方面充分發揮地利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齊太公在營丘立國之初雖然遇到了萊夷來爭，但很快就穩定了，只有五個月就向周公報告其施政與奏效，使周公感到出乎意外的快。伯禽至魯，卻過了三年

　　才向周公報告其施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后除之，故遲’。”周公在對比了齊、魯這兩種不同的方針政策及其效果之后：“乃嘆曰：‘嗚呼，魯后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齊、魯這兩種政策的不同效果，在考古學發現中已有初步的印證。據研究：“近些年，臨淄齊國故城與曲阜魯國故城相繼進行了發掘，看出齊魯兩國在西周、春秋時期，彼此文化面貌、喪葬習俗、城市布局等方面，的確存在著顯著的差異。結合文獻記載，齊國的商文化色彩濃厚，還保存許多原始的殘余（如大量地殺殉人畜與婦女地位較高等等），而魯國則保持周文化傳統，證明司馬遷所說太公治齊‘因其俗，簡其禮’與魯公伯禽治魯‘變其俗，革其禮，是有根據的。”齊雖來自黃河中游，文化根基出自黃河流域東西兩大系的西系，但他所采取的政策，促進了黃河流域東西兩大系文化與部落的進一步融合，不僅在春秋時首先稱霸，齊國的文化對整個華夏文化的影響也不可低估。齊國周圍的東夷部落較快地與之融為一體，至春秋中后葉，前567 年（齊靈公十五年）齊國滅萊，于是山東半島各東夷小國已被齊兼并。齊從春秋初葉已超過魯國，并基本上統一齊魯大地，成為東方最強大的諸侯，與他從立國時期已確定的兼容并包的政策有很大的關系。

　　魯在受封時，周王是定下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方針的，而伯禽強調變革當地土著居民的禮俗，雖然魯以推行周禮著稱，但當地土著的習俗仍頑強地保留著。據對魯國故城的初步發掘，共清理了129 座兩周時期的墓葬，時間跨度從西周初葉到戰國初葉共五六個世紀。這129 座墓可分為葬制風格迥異的甲乙兩組。據研究，乙組肯定是周人的墓葬，而甲組可以肯定不是周人的墓葬，“甲組墓從西周至少一直延續到春秋晚期，這個事實說明當地民族固有的社會風尚曾牢固地、長時間地存在著，并經歷了自己發展同化的過程”。實際上，魯國頑強地推行周禮，也必然還會與當地文化相結合，周禮起著主導作用。儒家祖師孔夫子，其先為宋人，是商族苗裔，他說周禮本身就吸收了夏、商二代的精華，“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魯在東夷文化起源發展的中心地區，以周文化為主導，發展出對后世有很大影響的孔孟儒家學說，在實際的發展中不像伯禽所推行的“變其俗，革其禮”的政策那么徹底，仍是周俗與夷俗并存而又以周禮為主導相互融合。

　　到春秋時，在魯國附近，還存在著大昊的后裔任、宿、須句、顓臾等風姓小國，在今山東境還有少昊后裔莒、郯、譚、費等國。他們與諸夏通婚、會盟，在與楚國的爭霸斗爭中，他們主要是依附齊、魯，被認為是諸夏的同盟。從出土文物看，今山東境內的春秋東夷各國，社會與文化發展水平也很接近中原各諸侯，只是因為他們仍保留一些東夷禮俗，當時仍被認為是東夷。實際上已是與諸夏即合而未化，到戰國時，這種文化上的差別已不引起人們重視了。

　　淮河中、下游，今河南、安徽、江蘇等省接壤與鄰近地區，少昊集團的后裔嬴姓與偃姓諸國，如徐、江、葛、黃、淮夷、鍾離、英、六、舒鳩等，春秋時期他們主要傾向于“即事諸夏”，與諸夏通婚，參與會盟，出土器物有明顯特點，凡有銘文的都是周代通行的文字。在春秋爭霸與戰國大兼并的歷史進程中，他

　　們先后被楚、吳、魯、越所兼并，他們的文化對齊、魯、楚及吳越都有影響，在政治上逐步統一過程中，文化與民族得到交匯融合，夷夏間的差別逐漸消失，當秦統一六國時，“其淮泗夷皆散為民戶”，都已經成為華夏的一部分。

　　先秦的東北夷，則在中國的東北繼續發展，秦漢以后的東夷主要指先秦東北夷的苗裔，其中肅慎發展成在古代有挹婁、勿吉、靺鞨、女真等族稱，當今有滿族、赫哲、鄂倫春、鄂溫克、錫伯等民族的大族系。夫余的苗裔則有高勾驪繼續在中國東北境發展，并且在公元5 世紀中心移至朝鮮半島，曾在鄰國朝鮮建立高麗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