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學說作為東夷文化在華夏文明中的留存

　　儒家學說已被視為中國文化的代表，甚至成為某些秉持狹隘的華夷之辨論調(diào)者作為攻擊華夏文明融合觀的依據(jù)。確實如孔子所言，商沿夏，周襲商，或有損益，卻主要是沿襲。但細究起來，儒家卻并非當時周朝的主流政治思想，甚至不是傳統(tǒng)夏文化的體現(xiàn)，其實儒家學說正反映了東夷文化在華夏文明中的留存。
　　為什么能這么論斷呢？因為我們知道東夷文化的核心則是仁義。先秦中又以所謂儒家之仁同墨家之義最為出名。孔子本人是商王室宋國君后裔，而墨子則是所謂宋魯之間的平民。又傳墨子先學儒，后以其繁瑣而出。其實孔子倒也說過：禮，寧由簡，不由奢。因此這兩派后來雖然勢同水火，但細究之下，卻也是根系同源。
　　那么為什么說仁義是東夷文化的核心，而不是夏周文化以仁義教化東夷地區(qū)的結果呢。
　　首先我們可以注意到，作為周代正統(tǒng)文化黃老學說的道德經(jīng)里面很少講到儒家經(jīng)常講的仁義，即使提到了，也是作為貶義的詞匯來描繪的。所謂失道而后仁，更是把仁義看成了大道迷失的象征。可見仁義并不是周夏文化的特色，因此也就不可能是夏周文化教化東夷地區(qū)的結果。
　　其次，在戰(zhàn)國百家的爭辯中多以仁義為東夷的愚見而大加恥笑。而中國先秦以仁義而著稱者有兩位國君：一為宋君，所謂宋襄公高舉仁義大旗，為楚所敗，為天下笑；一為徐君，所謂徐堰王仁義而為周天子（穆王）所滅。這兩位都在孔子之前，他們宣揚仁義自然不可能是儒家教育的結果。且這兩位所在國家都是所謂根正苗紅的東夷國家，一向為周王室所不喜。由此我們可以推知，仁義精神確實是早于儒家而存在的。
　　再研究一下孔孟之道的發(fā)祥地，更可明了那就是東夷文化的核心區(qū)域，雖然周滅商后設立了周公姬旦的魯國和姜子牙的齊國以監(jiān)督夷民。但齊國建立后因襲舊俗，迅速建立統(tǒng)治得以強大，最后為田氏所取代。可以說，雖然齊國在政治和軍事上確實起到了威懾東夷和逐步削弱借機吞并東夷小國的目的，但在文化上卻很快的被東夷文化所同化，融合。只有魯國建立后在當?shù)貙嵭腥�盤西化政策，但這也導致其花了較長時間才確立了統(tǒng)治，且由于教條僵化而為民眾所不喜，因而原本作為嘉美之意的魯字也增添了愚笨遲鈍的含義。(舊名奄，魯是周人后稱的)
　　由于周王室奉行的是種族主義，因此西周早期的文化融合并不完全。正如徐王仁義而國滅的典故所表明，基于周朝的軍事壓力，東夷文化處于被壓制的劣勢。但到了東周春秋時代，頻繁的戰(zhàn)爭經(jīng)常是在周王諸侯之間展開，特別是周王室同姓諸侯間出于戰(zhàn)爭的需要而不得不借助于當?shù)夭孔鍎萘Γ�使得處于半地下狀態(tài)的東夷文化得以重新抬頭。例如齊國管仲的變法，就是改革了西周那種基于種族隔離的兵役制度，將原來只有本族國人才有的當兵資格擴大到了所有被征服部族，即所謂野人。這里的野人其實就是被齊國所征服的東夷部落。但春秋時代的諸侯爭霸，也給許多東夷部族帶來了發(fā)展的機遇。例如秦國就從默默無聞的附庸一舉而成為大國。
　　而身處春秋后期的孔子，身為商王族嫡系后裔，背負國仇家恨，又歷經(jīng)坎坷少年，雖然接受了正統(tǒng)的西周文化教育，卻自然仍有著不一樣的民族情緒和文化態(tài)度。對于種族意識強盛的孔子說來，即使出于表面的政治壓力下不得不隨口附和幾句：吾從周也。可更多的是對自身文化意識的認同。
　　正如《論語*子罕第九》中的第九條：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所感慨的那樣，他感覺自己將老而無所作為。更可佐證以《論語*微子第十八》中的第五條：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這里的鳳歷來被解釋為比喻孔子，為什么呢，因為孔子是商王之后，是鳥族傳人中最聞名者，其地位在當時人眼中猶有如耶酥之于耶路撒冷民眾心中的地位。而且他那些出身于東夷的學生更是積進的東夷文化推進者。甚至有人評價《論語》一書其實恰如椰酥門徒編撰的《新約》一般，著重突出宣傳的就是東夷文化。而且在《論語》一書中，為商王朝翻案的故事也有不少。
　　例如《論語*子張第十九》中的第二十條：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這條就很有意思。名義上講君子應該自重，其實卻等于變相發(fā)難說，紂雖有過錯，卻并非如周族狄人宣揚的那么壞。只不過因為失去了王位，所以才被人白白的污了名聲。
　　再例如《論語*八佾第三》中的第二十一條：哀公問社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zhàn)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這條更是可笑。宰我喜歡賣弄，一定把上課學到的東西原原本本的背了出來。孔子知道后一想，壞了，怎么能在魯國的國君面前講他們祖先的壞話呢，所以要辯白一下，結果讓人感覺欲蓋彌彰。眾所周知，孔子向來不激烈抨擊他人，所謂微言大義，就是用最輕描淡寫的評價來表達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而對此事使用了既往不咎，可想而知對周朝的整體評價是相當負面的。
　　當然，這也可能是孔子的刻意所為，說是既往不咎，其實也就反而證明了宰我講的確實是實情，從而將周族狄人希望使民戰(zhàn)栗的那種窮兇極惡的侵略軍嘴臉暴露無遺。只此一句就將所謂武王伐紂是為了救民于水火的謊言揭穿了。
　　再者說了既往不咎這一行為，通常只有受害人和執(zhí)法者才能做，孔子又是站在什么立場上來發(fā)表這份既往不咎的宣言的呢？當時的執(zhí)法者是周朝王室，孔子即使為大夫，也不過是個低級別諸侯小國的大夫，似乎達不到執(zhí)法者這個層面。那么，他說既往不咎也只能是以受害者的代言人的立場來說的。對此立場，世人恐怕無法反駁，畢竟他是商王后裔，所謂公認的圣人之后。因此由他代表商族及東夷人來宣布對周武王及周公旦等人的赦免令確實還是有資格的。否則以他這樣強調(diào)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有著強烈本位意識的智者，絕不會發(fā)出遠遠超越于他自身地位的這種僭越言論。
　　說起來，孔子還是蠻痛苦的，既然身為商王后裔，所謂公認的圣人之后，卻無權無勢，甚至為政府所忌諱，除了要考慮言辭有沒有犯禁，更要為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爭取到更多的發(fā)言機會。在那樣一個亂世，他所采取的方法就是推廣教育。作為被征服者的東夷部落在被剝奪了自衛(wèi)權的同時，也被剝奪了受教育權。因此通過教育來維護傳承并將東夷文化發(fā)揚光大成了他最重要的選擇。與此同時還時不時的通過對仁義精神的宣揚，試圖減輕對民眾的壓迫，甚至謀求比較有力的政治地位，實現(xiàn)其復興商王朝的政治理想。可參考《論語*陽貨第十七》中的第五條：子曰：夫召我召，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從某種程度上講，他同宋襄公具有一樣的悲劇意義。而這也是人們所探討的，為什么孔子周游列國，卻始終在商夷舊地打轉(zhuǎn)，并沒有跑太遠的民族大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