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夷骨刻文——中國文字的主要源頭

東夷骨刻文——中國文字的主要源頭

東夷文化研究之一     丁再獻

    在甲骨文發現之前，我國最早的文字要數金文了。甲骨文的發現，把我國始創文字的歷史又往前推進了數百年。甲骨文不僅為研究考定古代史、語言史和文字史提供了新的珍貴文獻，而且也為古文字書法藝術和書法發展史提供了豐富的真跡資料。那么甲骨文是否就是我國最早的文字呢?考古學家們幾乎一致認為，甲骨文決不是中國最早的文字。

　　甲骨文之前的文字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文字呢?山東大學美術考古研究所所長劉鳳君教授差不多已經為我們揭開了這個謎的謎底 。

　　點點斑斑皆字符，肢肢胛胛盡文章。幾年前在山東省集中出土了數百塊獸甲骨，刻著近千個圖文符號，結構和布局有一定的規律可循，有些偏旁多次出現。這些符號比殷墟甲骨文更為原始，雖然尚處于畫(符號)與字的過渡狀態，但是二者卻具有十分明顯的某種傳承關系，是解釋中國文字起源的新依據。

壽光骨刻1號(骨臼)

　　根據發現雕刻 圖文符號的獸骨研究，劉教授認為這些骨刻文是距今3600～4600年前的中國早期文字，應當是龍山文化時期產生和流行的文字，比安陽甲骨文還要早1000年。而其晚期與甲骨文形成的早期是交叉使用的，因此，劉教授定名為“骨刻文”。

昌樂骨刻3號(牛肩胛骨)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殷墟發現的甲骨文，屬于當時比較成熟的文字，之 前還有一個逐步的發展過程。郭沫若在研究了甲骨文以后，推測甲骨文從初創到成熟，起碼要經歷1500年以上。其后的一系列考古證明，郭沫若先生的推斷是有根據的。骨刻文在山東昌樂、壽光、桓臺、章丘、鄒平、淄博、青州和諸城等地比較集中，內蒙赤峰、關中等地多處也都有不少發現。在山東莒縣與陜西臨潼等多處還發現比骨刻文還早的陶刻文。巖石是古人最容易接觸到的天然載體，在巖石上作畫，也可以抽象表達一個完整意思，且能長期保存，因此，巖石畫的遺存分布地區更廣，其中有些巖畫的創作時間可能比陶文更早。可以說在東夷民族的活動中心山東，遍地皆有骨刻、陶刻和巖石畫。但是由于陶文和巖畫看不出與文字之間的必然聯系，因此還不能把它們稱為中國文字的源頭，這與骨刻文是有很大區別的。

　　關于甲骨文的發現，一般認為是100多年前的王懿榮老先生，但也有一些爭議，因為在王懿榮發現之前就已經有了一些關于甲骨文的記載了。筆者認為，幾百年前就有農民在殷墟遺址上挖出甲骨到藥鋪賣錢的，也有拿到京城去賣錢的，但是他們都沒有發現甲骨文的真正價值，因而他們都不是甲骨文的真正發 現者。就如同人人都知道蘋果熟了就要落地，而萬有引力定律 的發現者卻只能歸功于牛頓 一樣。骨刻文也有類似的經歷，其發現者是劉鳳君教授，這是繼100多年前王懿榮發現甲骨文以來，中國文字發展史上的又一次重大發現，是中國文字研究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是對我國歷史文化研究的重大貢獻。

《龍》，昌樂骨刻1

　　山東是東夷文化的中心，是人文始祖、東夷領袖太昊、黃帝、蚩尤和堯舜的故鄉，歷史上就有山東壽光倉頡(也有陜西白水、山西臨汾的說法)創造文字的記載。在這些人文始祖的故鄉發現反映先民們活動的蛛絲馬跡的骨刻文，對于研究大汶口文化向龍山文化過渡的歷史，對于研究文字發展史以及探索古文字書法藝術的源流提供了難得的真跡資料。由于文字的造字法首推象形，而象形起源于事物形象的摹畫，東夷骨刻文恰好處于形象摹畫向文字符號過渡的歷史階段，也正是文字的象形文字形成的初始階段。據此筆者大膽推斷，東夷骨刻文可能就是中國文字的主要源頭。

　　山東發現的骨刻文字，最突出的特點是，甲骨文是陰刻而多數為直線條，骨刻文符號也都為陰刻而多數為彎曲線條。骨刻文筆畫婉轉曲折，刻畫纖細 ，多數為弧筆和曲筆，呈現出螃蟹 狀、草蟲狀和鳥狀等形態。

《蚩》，壽光骨刻1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攻骨想必也應該沒有問題。骨刻文，顧名思義，就是刻在獸骨上的文字。其中有些獸骨是極其堅硬的，不同于龜甲，如果不用醋酸的侵蝕，用一般的鐵器或銅器刀具是難以在骨頭表面上刻寫的。而且獸骨不僅堅硬，而且圓滑，這就給創作者們造成了一定的雕刻難度，雕刻技法也很難掌握，筆畫會不能按照本意走，甚至因滑動而造成不規則形狀，更何況這些骨頭上的文字或圖畫又往往小得近似微雕。先民們是用什么刀具刻寫的呢?這又是一個謎。根據大汶口文化后期出現酒器的情況推測，當時既然能夠造出酒來，也同樣能夠造出醋來，獸骨在刻寫之前先用醋浸泡這是第一種可能，但經化驗這些骨頭并無酸性元素遺存;第二種是經過高溫 蒸煮可使骨頭變軟一些;第三種可能是就地取材：昌樂一帶盛產寶石 ，而且劉鳳君教授果真就在骨刻文出土地發現了類似瑪瑙的堅硬而鋒利的石頭，用這種硬度僅次于金剛石的鋒利石頭刻畫也是極有可能的。在筆者陪同著名地理研究專家、山東師范大學博士生導師張祖陸教授到此考察時，發現這一帶的剛玉也隨手可撿，這與劉鳳君教授的分析完全吻合。

　　近來聽某醫學家講，人類的大腦是經過了幾百萬年進化的，幾千年來，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只不過是個瞬間，變化并不很大，幾千年前先民的智商并不比現在人的低。從東夷人的種種從無到有的創造來看，確實不比現在人差。

《鳳》，昌樂骨刻10

　　劉鳳君教授考證：“昌樂骨刻文中‘鳳紋’樣的字很多,在70多件骨刻文中,有10個以上甚至是更多的‘鳳’字。‘鳳’字是‘鳥’字的升華,在‘鳥’字的基礎上拓展裝飾而成。其基本特征是身軀修長,頭部高冠殊榮,長尾精美華麗,肢爪健壯有力。昌樂骨刻文的大量‘鳳’字均具有想象豐富的現實造型美。”而骨刻文中的“龍”字則較少,“鳳”字較多，而“龍”字與商周甲骨文、金文的“龍”字很接近。在壽光2號骨臼中，劉教授還發現了“堯舜相會”圖，這引起了筆者的極大興趣。劉教授則乘興破解了堯、龍、鳳、鹿、鳥、人、豕、犬八個象形字。遺憾的是有的學者不表贊同，剩下的大多數骨刻文字也就未能及時破譯。

　　山東省集中出土的數百件骨頭上所刻的近千個符號，最大的難題是對這些骨刻文字的解讀和辨認。筆者雖然不是專業考古人員，但卻是東夷文化研究的忠實“粉絲”，加上對古文字書法藝術多少有一些了解，以及對劉教授的敬慕，有幸也有興加入到這場“猜謎”游戲中來。

《犬》，昌樂骨刻14

　　究其“龍”字少而“鳳”字多的原因，筆者認為：山東地區是東夷民族的發源地，東夷民族的圖騰 最初是龍和鳳兩大體系，以東夷祖先太昊伏羲為代表的是崇拜龍。后來太昊率領一部沿黃河向西南并向全方位發展，與當地民族文 化相融合，便有了龍的影子。到了炎黃時期更加明顯，以黃帝為代表的一部崇拜龍，以少昊為代表的一部崇拜鳳。黃帝率部沿黃河向西南并向四面發展，崇龍派與所到之處的民族相融合，黃帝一族迅速擴張，后成為最大的族系， 龍的影響越來越大，崇龍者隨之遍及華夏大地。而以少昊為代表，留守山東崇拜鳳的東夷原居民族在原地繼續發展壯大，這可能 就是山東地區骨刻文中“龍”字少而“鳳”字多的真正原因。

《鳥》，昌樂骨刻16

　　筆者在骨刻文中還發現了一組一組的形象圖案，如壽光6、12、49號和昌樂15、29，31、36號骨上就是一組組以鳳為首的群鳥圖;壽光7號骨上極似一組歡慶圖;壽光51號骨上酷似一組彭翦拜祖圖。昌樂3、4、30號骨如一組組占卜、記事圖;昌樂6、31號骨如一組組戰場圖;昌樂3、14號骨如一組組人獸奔馳 圖;昌樂35號骨如一組狩獵圖;昌樂66號骨上還像一頭羊與一只鶴在一叢竹林邊戲耍;昌樂19號獸骨殘片則是一組春游圖，可能是最早的旅游活動記錄。這些藝術表現手法豐富多樣。劉教授在壽光2號骨臼中發現了“堯舜相會”圖之后，筆者進行了深入研究，相繼又發現了“炎黃結盟”圖、“顓頊師昊”圖、“顓頊誨嚳”圖和“倉頡待沮”圖等諸位人文始祖同鐫一塊骨臼。前四組圖(字)，可以使人們對東夷時期各個階段的歷史、各個始祖人物傳奇產生廣闊的想象空間。第五組圖(字)則讓人們可以根據史書記載，想象出倉頡如何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睹鳥跡以興思的。而后人依這“炎”、“黃”、“顓”、“頡”、“堯”、“舜”六個圖像為原型略加改良成為甲骨文和金文，并被傳到了現在。

《射》，昌樂骨刻5

　　筆者在研究壽光骨刻1號時又發現了可能描述東夷地區的形勢圖，可以看出作者將這塊骨臼視為了東夷地區的版圖。分別位于中、中南、東、西、北方位的“雄雞唱曉”圖、“山水相依”圖、“江山永固”圖、“鶴諧仙鄉”圖、“枕戈以待”圖、“兵神蚩尤” 圖，可能表示太昊、炎黃、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禹等人文始祖曾長期統帥東夷地區。東海之濱，可能歷來

　　就是美麗富饒的魚米之鄉。最西側和北部，可能表明很長一段時期內都不安寧。可以想象，當時東夷地區經濟發達，到處呈現出一派和諧盛世的局面，因此筆者命其為東夷地區“盛世”圖。而這“雞”、“山”、“永”、“鶴”、“戊”、“蚩”字(圖)均被甲骨文和金文規范成字。

《雄雞唱曉》壽光

　　筆者認為，根據甲骨文向金文演變的某些規律，對于東夷骨刻文的破譯是非常有必要借鑒的。甲骨文向金文的過渡有幾種情況，一是從具有很強的圖畫性到脫離圖畫的符號化的演變;一是由繁到簡的演變;再就是完全照搬，筆畫相同，有的只是在書寫方法上略有變化。當然也有少量是由簡到繁的，這往往是形聲字演變的結果，有的增加了形旁或聲旁，但基本上是萬變不離其宗，有規律可循的。而東夷骨刻文向甲骨文的演變也基本上存在這四種情況，只不過由圖畫性向符號化過渡更為明顯，由象形、指事、會意向形聲字轉變的還不多見。由于借鑒了這一規律，在劉教授破譯的八個字的基礎上，筆者一口氣又破譯了近百字。為了便于對照辨認，按照漢字發展和演變的順序，對這些破譯出的文字分別用骨刻文、甲骨文、金文、小篆和隸書的書體，以書法藝術的表現形式創作了幾幅題為“中國文字演變過程”的書法藝術作品，并在每字后附有骨刻原圖，今取其一，以供讀者參考鑒別。(如圖)

《奔》，昌樂骨刻4

　　六書中只有象形、指事、會意、形聲才與造字有關。東夷骨刻文雖然能夠辨認的只有近百個字，但是我們卻能夠從中看到這四種造字法當時幾乎全部用上了。象形字是最基礎的字所以象形字占多數自不待說，有意思的是其中有一些半形象、半會意字的出現，如“堯”、“舜”、“走”、“奔”、“天”、“祖”等字。特別是“堯”和“舜”字，可能是當時人們對堯和舜會見場面的描述。這一簡單的畫面，竟然揭示出創造“炎”、“黃”、“蚩”、“頡”、“顓”、“堯”、“舜”等字的千古之謎!有誰能想到，幾個漢字居然與這些人物見面的繪畫 有關?如果不是這幅畫的出現，誰能解釋清楚這些字究竟起源于六書中的哪一種?由此我們既可以領略到東夷先民造字的智慧，同時也可以由此推斷，堯舜二字之源大概只能上溯至此了。這兩個字明顯被后來的甲骨文和金文所借鑒并略加改良。

《牛》，昌樂骨刻67

　　指事字在其中也已經出現，例如“上”、“下”二字。再就是形聲字，雖然還不多見，但其中的“祖”字，就是由兩個構件組成，具有了形聲字的特點。

　　東夷骨刻文不僅為文字史、書法發展史提供了真跡資料，而且也為研究考定古代史提供了新的佐證。大汶口文化向龍山文化過渡的時期，東夷的城市已經出現，制陶業、紡織業、木材加工業都已經比較先進，而且早在大汶口文化中期就已經進入了父系社會，出現了明顯的階級分化，有了這些骨刻文字的出現，則進一步證明了5000年文明史是有充分依據的。“炎”、“黃”、“蚩”、“頡”、“顓”、“堯”、“舜”等文字的發現，也進一步證明《史記》關于這些歷史人物的記載是可信的，是真實的，是歷史的本來面目。

　　與劉教授一起探討漢字的發展史，探討華夏文明的源頭，是一件十分艱苦但又頗具成就感的事情。回憶當年筆者曾經懷著質疑的態度登門造訪，正遇教授在清涼 校對那堆骨頭，不僅親眼目睹了諸多實物 佐證，還聆聽了教授的高論，大開眼界，因此成七律一首以記：

　　癡情隸篆昧源頭，恰遇劉公對骨讎。

　　土巷得來識鳳鳥，鐵箱存放悟龍牛。

　　君言豕鹿堯稱善，吾道馬兵舜贊優。

　　倉頡行文華夏早，夷人捷足志風流。

　　(作者系山東省旅游行業協會專職副會長、山東省文史書畫研究會副會長、山東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