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6歲的小宇（化名）眼里帶著淚花，抬頭問媽媽：“還有幾個人？”他的媽媽孫女士用病歷本扇著風，表情焦急卻用最溫柔的聲音說：“快了，兒子，快了。”

　　3月17日，星期四，上午10：40……

　　這不是山東省中醫院東院區兒科門診最忙的時候，而小宇母子在這里排了近50分鐘隊，前面還有好幾位病人。因為感冒，剛來時活潑的小宇眼看著沒了精神，幾個哈欠打過，小眼睛里泛起了淚花。“還好他不鬧。”孫女士言語里略有欣慰。

　　在一起排隊的家長口中，這點等待與著急看病的心情相比，不值得一提。

　　濟南市民解女士9：30左右掛上號，估計到11：30左右才能輪到。淄博市民劉女士曾經早上8：00從淄博出發，到這里看完病已是下午5：00，晚上9：00才回到家。

　　漫長的等待不能歸咎于醫生效率低下。當天坐診的兩位主任醫師，從業已20多年，早上8：00開始接診，到12：00還未結束，桌上杯里的水，只喝了兩口。

　　山東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仇冰玉說，目前，山東每千名兒童只有0.6名兒科醫生，略高于全國0.53名的平均水平，但是與醫療需求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據推算，中國兒科醫師的缺口至少20萬，隨著全面兩孩政策的放開，這一缺口還有擴大之勢。但在過去五年，兒科醫師數量不增反減——一方面新鮮血液補充不足，另一方面現有的兒科醫師在流失。

　　3月17日至18日，大眾網記者在濟南的幾家省級醫院的兒科進行采訪，直擊兒科醫生的緊張忙碌與患兒家庭的無奈焦急，并結合主管部門開出的“藥方”，揭一揭兒科看病難的“根兒”。

　　3月17日上午，山東省中醫院東院區兒科門診主任醫師的桌上，水杯里的水位只下去兩口，一直到中午12:00，她再沒得空喝過。（大眾網記者 王長坤 攝）

 

　　3月17日上午，山東省中醫院東院區掛號收費處排起了長龍。（大眾網記者 王長坤 攝） 

　　大眾網記者 馬俊驥

掛號排長龍，山東兒科看病難不難？ 

　　面對“來勢洶洶”的就診者，有家長義務當起了導醫員，幫大家理好病歷，引導有序排隊。“真跟打仗一樣。”一位看完病擠出來的家長滿頭大汗地說。 

　　“短短幾天內，各大城市各大醫院兒科紛紛告急，已癱瘓崩潰！眾多醫生離職，剩余醫生連軸轉，患兒排隊24小時也未必能順利完成診治。”這是2015年底網上流傳的一篇文章中描述的場景，文章的題目是《各大城市醫院兒科紛紛癱瘓！中國醫療體系崩潰從兒科開始？》。

　　這篇看上去有些聳人聽聞的文章很快被瘋轉，討論已久的“兒科看病難”問題再次被推上風口浪尖，也吸引了眾多醫療衛生業內人士的高度關注。

　　“掛號排長龍、看病似打仗，是不少醫療機構兒科的真實寫照。”在剛剛結束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山東團全體大會上，山東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仇冰玉一針見血地說。

　　仇冰玉以這篇網絡文章舉例說，文章所描述的雖然是北京、廣州、上海、南京等地的兒科醫院，但顯現出的是當前醫療服務體系建設中存在的突出問題。誠然，雖然山東沒有如文章中所描述，出現限診甚至停診的現象，但是“兒科看病難”的問題也有所顯現。

　　3月17日上午，在山東省中醫院東院區兒科門診，兩間專家門診室被擠得滿滿當當。

　　這還不是這里最為繁忙的時候。

　　3月17日上午，山東省中醫院東院區兒科專家門診室被擠得滿滿當當，雖然有助手幫忙，兩位坐診專家仍然忙得一刻不停。（大眾網記者 王長坤 攝） 

　　濟南市民孫女士9：40左右掛上了號，等了近50分鐘，前面還有好幾位病人。6歲的兒子小宇因為感冒，很快變得情緒低落煩躁，不住地催問：“還有幾個人？”

　　看到孫女士不住地安慰兒子，幾位一起排隊待診的家長聊了起來，在他們口中，這點等待不值得一提。濟南解女士5歲的女兒最近得濕疹，她和丈夫趁工作日人少帶她來看，上午9：30左右掛上了號，她丈夫到里面“打探”了一下，兩人估計他們到11：30左右才能輪到。來自淄博的劉女士曾經早上8:00帶著7歲的兒子從淄博出發來此看病，等看完已是下午5:00，晚上9:00才返回家。“今天還算好的，昨天下午我過來，排了差不多三個小時。”一位家長聽到大家議論，插了一句話，就趕緊抱著孩子到診室里“觀察情況”去了。

　　漫長的等待并不是由于醫生的效率低下。兒科診室門內門外是憂心的家長，被圍坐在中間的兩名主任醫師邢向暉和潘月麗早上8:00就開始一刻不停地工作。她們一邊接診檢查，一邊還要時不時地分心回答插話問詢的家長，雖然有助手幫忙，兩人也沒有輕松許多。大眾網記者觀察了一下，潘月麗的桌上連水杯都沒有，邢向暉的桌上，一只透明玻璃杯里水位只下去了兩口，一直到12:00再沒動過。

　　面對“來勢洶洶”的就診者，有家長義務當起了導醫員，幫大家理好病歷，引導有序排隊。“真跟打仗一樣。”一位看完病擠出來的家長滿頭大汗地對大眾網記者說。

　　這樣的情況不僅發生在山東省中醫院。在山東省立醫院，兒科主任韓波在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曾介紹說，她工作量最大的時候一天要做13臺介入手術。她曾經做手術到凌晨1：00，回家已2:00，僅僅休息了四個小時就起床準備上班，因為當天她還得坐診。在韓波看來，相比做手術，坐診更累一些——除去感冒發燒的病人，僅心臟病患兒她一天的接診量就在80—90人，而這類患兒一般上午做完檢查后，下午她還得看一遍，也就是說，實際上一天的接診量將近200人次。

　　大眾網記者采訪中發現，在濟南市兒童醫院、濟南市婦幼保健院、齊魯醫院、千佛山醫院等醫院的兒科門診，忙碌、等待都是常態。

孩子越來越多，醫生卻越來越少，兒科醫生為啥不好干？

　　高負荷、高壓力、高風險、低收入、吸引力不足，兒科成為不少醫院和醫生眼中的“冷餑餑”。

　　孩子越來越多，兒科醫生相對越來越少，這是造成矛盾的癥結所在。山東省衛計委副主任仇冰玉說，近年來，兒童健康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嬰兒死亡率有了大幅度下降，但是相比之下，兒科綜合服務能力并沒有得到同步提高。醫師不足、床位不足、供給不足，供需失衡的問題日益突出。

　　“目前，我國每千名兒童只有0.53名兒科醫生，山東為0.6，雖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與醫療需求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仇冰玉說。據《中國衛生年鑒》統計，在2012年全國分科執業醫師構成中，兒科執業醫師僅占醫師執業類別的4.3%。參照美國每1000個兒童1.4558個兒科醫生的比例推算，中國兒科醫師的短缺數至少達20萬。隨著我國全面兩孩政策的放開，這一缺口還有擴大之勢。

　　要補上這個缺口，應該增加兒科醫生的數量，但事實上，兒科醫生的增長情況不盡如人意，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不增反減的情況。

　　“寧治十成人，不治一孩子”，有兒科醫生曾這樣形容自己的工作。這是因為，給孩子看病需要付出比診治成人多幾倍甚至十幾倍的精力和辛勞。

　　山東大學齊魯醫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醫生告訴大眾網記者，患兒往往不能表達病情感受，甚至會提供誤導信息，主動配合治療的少之又少，“給孩子看病要一邊哄一邊看，非常累，對醫生要求格外高”。而且，很多家長在給孩子看病時，對于醫生的容忍度會降到極低，“有時候他們憑借孩子的描述自己下判斷，不相信醫生的診斷，甚至會因為一些小事和醫生起矛盾，動手打人的都有”，這給了醫生很大壓力。

　　3月17日上午，在山東省中醫院東院區的兒科門診，大眾網記者目睹了兩位兒科醫生的工作狀態。當天坐診的邢向暉和潘月麗主任醫師有20多年的從業經驗，接診每一個患兒，她們都輕聲細語地哄著孩子配合。有孩子不住地哭鬧，家長束手無策，她們卻能一邊哄一邊麻利地診治。幾十人下來，看不出半點不耐煩，但辛苦顯而易見。

　　一個年輕父親因為不滿有人“加塞”而質問醫生，助手解釋說“他是已經預約過的，沒有加塞”，這個年輕父親態度惡劣地抱怨了一聲，在眾人不滿的目光中悻悻地躲了出去。

　　“對兒科醫務工作者來說，需要不停地加號，24小時全天候門急診，雙休日連軸轉。醫生壓力大，患者家長焦慮，易發糾紛甚至傷醫事件。”仇冰玉說，多重壓力下，在崗兒科醫生人心不穩，流失嚴重，新招聘兒科醫生，部分醫院甚至遭遇零報考。“近五年來，中國兒科醫生總數不但沒有增加，而且從10.5萬人下降到10萬人。”仇冰玉說。

　　濟南市婦幼保健院婦幼部主任王念亮1987年畢業于青島醫學院兒科系，在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他曾估算，當年同班的50名兒科系學生現在大概三分之一已經轉行不干兒科了。

　　仇冰玉認為，對于醫院來說，兒科占用資源多、管理難度大，收入低、風險高，出現糾紛后，要耗費較大的精力處理，還要承擔無責任賠付。醫院在政府資金撥付不足的情況下，保運轉、求發展的壓力較大，加強兒科建設的動力不足。對于醫生來說，工作壓力大、風險高、待遇低，崗位積極性難以調動。

　　高負荷、高壓力、高風險、低收入、吸引力不足，兒科成為不少醫院和醫生眼中的“冷餑餑”，這一“冷”與不斷增長的兒童數量和家長給孩子看病的急切心理這一“熱”相激，產生了格外激烈的矛盾。

大人生病“扛一扛”，孩子必去大醫院，真的有必要嗎？

　　對于受訪的農村家長，孩子生病后，若非緊急，村診所和鄉鎮醫院幾乎不在考慮范圍之內，至少縣級以上醫院“起步”。對于城市家長，市級醫院是“標配”，去臨近較大城市乃至省城的大醫院必定在考慮之內。

　　大眾網記者采訪中發現，家長對待孩子生病的診治觀念一定程度上也加深了大醫院“兒科看病難”的矛盾。對于很多家長，孩子無論看大小病都不計成本的投入和“好醫生都在大醫院”的觀念使得兒科患者向大醫院集中。

　　淄博的劉女士近三個半月以來七次從淄博趕到濟南給7歲兒子看病。劉女士說，孩子患過敏性紫癜，病情不是很重。隨著病情好轉，只有最近兩次孩子沒有跟著來濟南，而是由她拍了照片給醫生看。在被問及這么辛苦，為什么不在淄博的醫院看時，劉女士說，家長的心情肯定如此，只要條件允許，都想到大醫院找專家看。

　　威海的宮先生女兒5歲，去年入冬時在幼兒園染上感冒，半個多月也好不利索，他和妻子冒雪駕車近百公里到煙臺的大醫院給孩子看病，直到下午2：00多才吃上午飯。“大人生病扛一扛就過去了，孩子生病能去大醫院看我還是選擇去大醫院。”宮先生說，雖然此次看病經歷讓他們一家三口都苦不堪言，但是家長總覺得去大醫院找好醫生看了才踏實。

　　濰坊昌邑的徐女士2歲的兒子最近有些發燒，她為了到濰坊的醫院看病，從昌邑趕到濰坊市區，看完病后在親戚家借住了一晚，讓孩子休息。“醫生看得特別仔細我害怕，以為得了什么大病；醫生簡單一看就讓去拿藥我也害怕，生怕看得不好。”徐女士說，她沒有感覺大醫院看的與縣醫院有區別，“大醫院里專家多，起碼圖個安心吧。”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常委、原衛生部副部長、中國肝膽外科專家黃潔夫直言，一次他的外孫生病了，他看后認為“沒事兒”，可他的女兒卻覺得父親是搞肝臟外科的，不放心，還是要帶著孩子去兒童醫院，結果排隊四小時才看完病。

　　大眾網記者隨機詢問了身邊十幾個10歲以下兒童的家長，絕大多數稱孩子得病后只要條件允許，都會帶孩子去大醫院。在他們心中，“好醫生”普遍對應著“大醫院”，絕大多數認為醫院越高級，醫生越好。

　　對于受訪的農村家長，孩子生病后，若非緊急，村診所和鄉鎮醫院幾乎不在考慮范圍之內，至少縣級以上醫院“起步”。對于城市家長，市級醫院是“標配”，去臨近較大城市乃至省城的大醫院必定在考慮之內。

　　要為大醫院“減負”，讓好的醫療資源確實給重難癥患者使用，不要“高射炮打蚊子”，一方面要加強引導，另一方面還要推進分級診療制度的完善，滿足患者就近看到“好醫生”的需求，打破“好醫生只在大醫院”的觀念。棗莊市立醫院副院長王凌認為，當前，正是因為優秀的全科醫生、小兒科醫生在基層培養的滯后，人才匱乏才使得分級診療難以落地。要創新機制吸引優秀人才向基層流動，政策上要鼓勵醫生多點執業，技術資源向下沉，起到傳、幫、帶的作用，逐步提升基層醫療人員的綜合素質。

衛計委：激發兒科發展“源頭活水”，專家到家門口看病

　　“十三五”時期，我國力爭實現每個省區市都有一所兒童醫院，常住人口超過300萬的地級市設置一所兒童醫院，二級以上的綜合醫院都要設置兒科。縣級的公立醫院和兒科需求量比較大的城市的公立醫院也要設置兒科病房。

　　3月17日上午11:15，山東省中醫院東院區兒科門診處，經過約一個半小時的等待，解女士的女兒看完了濕疹，但是一家三口還不能走，醫生讓去做過敏源篩查，因為可能要抽血，5歲的小姑娘趴在媽媽懷里哭個不停。

　　過了十幾分鐘，小宇也看完了，普通感冒并無大礙，孫女士記下醫囑，滿臉輕松地帶著孩子去拿藥。

　　在這之前不久，淄博的劉女士已經高興地離開了。走之前，她笑著對大眾網記者說，醫生看了她給兒子拍的照片，說可以停藥了，她三個半月的奔波告一段落。

　　與此同時，一個小男孩哭喊著不肯治療，醫生、護士、媽媽、其他家長輪番上陣，怎么也哄不好，還引發了其他孩子“連鎖反應”，媽媽只好抱著他在走廊里不停走著，等哄好了再回診室里去。

　　“健康是幸福之基，兒童的健康關系千家萬戶，是社會關注的焦點，也是保證人口生育政策順利實施的支撐和保障。”仇冰玉說，為此，建議國家盡快制定加強兒科建設的扶持政策，改革醫院收費價格調控機制，充分體現醫務人員的勞務價值，增強兒科崗位吸引力。“讓兒科不再成為醫院的負擔，讓兒科醫生不在繁重的工作情況下，還要為如何保障工資發愁，在完成繁重工作之后，有成就感、自豪感、滿足感，真正激發兒童醫院發展和兒科發展的‘源頭活水’。”

　　對于兒科醫療力量加強這一問題，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李斌說， “十三五”時期，我國力爭實現每個省區市都有一所兒童醫院，常住人口超過300萬的地級市設置一所兒童醫院，二級以上的綜合醫院都要設置兒科。縣級的公立醫院和兒科需求量比較大的城市的公立醫院也要設置兒科病房。

　　另外，教育部門在積極推動開設本科兒科專業，擴大研究生兒科醫師培養的規模，今年就開始增加招生。兒科和兒外科這兩個專業都納入了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之中，到2020年力爭兒科住院醫師招生3萬名以上。

　　對于打破“好醫生都在大醫院”觀念，李斌說，2015年底，全國有近4.5萬名醫生注冊了多點執業，其中36.7%來自三級醫療機構，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大醫院”，28.4%來自二級醫療機構，來自大醫院的醫生到同類醫院去執業的約占6.7%，到基層去多點執業的占76.2%。“資源要下沉，醫生要下沉，專家要到老百姓的家門口給群眾看病。”李斌說。